比碳權還新的交易工具「生物信用額度」是什麼？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24全球風險報告》，生態系統劇變及生物多樣性減少，被列為未來十年人類將面臨的風險。為應對這些挑戰，企業必須從被動轉向積極，追求自然正向（Nature Positive）的目標。

過去在面對自然生態通常會採取減緩策略，或是傳統的生態補償方法，做多只能達到零淨損失（No Net Loss, NNL）。然而，面對不斷惡化的自然環境，應要朝向淨正向影響（Net Positive Impact, NPI）發展。

以 2021 年英國通過的《環境法》為例，該法引入了生物多樣性淨增益（Biodiversity Net Gain, BNG）概念，做為一種創造和改善自然棲地的方式。該法要求開發商須制訂生物多樣性計畫，說明開發後的生物多樣性價值需要較開發前提升 10%，意即並非是停止破壞，乃是要對生態系統產生正向的影響。

學者建議，須將自然正向思維納入企業營運的 DNA 中，進而形成新的商業模式。為了實踐此目標，企業可以採取以下具體措施：

 

1. 從設計階段開始考慮生態影響：在規劃和設計階段，企業應將生物多樣性考量納入其中，確保每個項目都考慮到潛在的生物多樣性影響​​。

 

2. 建立科學的監測和評估機制：實施長期的生態監測計畫，使用科學數據評估保護措施的效果，並根據監測結果隨時調整策略​​。

 

3. 採用第三方驗證：通過第三方驗證機構，確保企業的措施確實達到自然正效益，避免漂綠疑慮​​。

為在特定時間內恢復及保護生物多樣性，聯合國全球多樣性架構《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訂定 2030 年前每年籌集至少 2,000 億美元資金的目標，因此產生了「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Biodiversity Credit）」的概念。

隨著生物多樣性流失及自然資源枯竭等威脅加劇，企業除了致力於實踐自然正向的行動之外，亦會購買信用額度，以「抵換（offset）」其對自然造成的負面影響​​。

兩者的概念類似於「碳抵換（Carbon Offset）」及「碳信用（Carbon Credit）」的延伸，但在運作機制和目的上有所不同，碳有固定的當量計算方式，而生物多樣性則更為複雜。

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市場仍處在早期階段，以下說明目前可以實施的方式，其中一種即為與碳信用連結，這與碳議題的演變有相當大的關係。在《京都議定書》的碳市場架構下，相對強調碳權的取得，但卻容易忽略其來源。

到了《巴黎協定》，碳權取得的來源成為重要議題，需要考慮其共效益（Co-benefit），包括生態、社會、教育和經濟等。而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的其中一條路徑，就是與現行的碳信用做連結，某些項目，特別是自然為本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可以同時產生碳信用和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

新加坡2021年成立的氣候影響力交易所（Climate Impact X, CIX）則是以地利之便，聚焦自然保育計畫的碳權交易市場，有助於保護東南亞地區受脅的熱帶森林。其碳權可達成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包含促進當地婦女就業、潔淨水資源與支持生物多樣性等綜效。

世界經濟論壇（WEF） 於 2023 年發表了兩份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倡議計劃報告，以推進潛在的應用場景和市場發展的可能路徑。報告指出，全球前 500 強公司中，雖然大部分公司已設定了氣候相關的目標，卻僅有 5% 設有生物多樣性目標。

澳洲政府為了在復育與保護自然環境之際，亦可釋放巨大的經濟機會，2023 年 12 月 15 日《2023 年自然修復法案（Nature Repair Act）》正式生效，成為全球第一個為自願的生物多樣性市場立法之國家，以鼓勵企業投資自然修復（Nature repair）市場，支持澳洲 2030 自然正成長（Nature Positive）之願景。

歐盟方面在歷經多年討論，終於在 2024 年 6 月 17 日正式投票通過自然復育法（Nature Restoration Law），該法案將歐盟陸地和海域自然長期復育的總體復育目標，與特定棲息地和物種的具有約束力的復育目標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