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 賽車的淨零轉型：石油、高溫與賽道上的道德兩難

幾個月前， F1 在官方  YouTube 上發布一支影片，介紹他們是如何在 DHL 的協助下，在每個比賽週末，將數百噸裝備從一個國家空運到另一個國家，用賽車、備用零件、車庫結構、維修站設備、轉播器材、發電機組，乃至圍場裡媲美米其林餐廳的供餐設施，打造一座座橫跨五大洲的臨時城市。為此，毫無意外地，光是物流與差旅兩項就吃掉了約3／4的整體碳足跡。

另一個讓物流碳排降不下來的因素，是 F1 的賽曆正在瘋狂膨脹與東移。2003 年整季 16 場比賽，2018 年 21 場，到 2023 與 2024 年已達 24 場。這正是環境經濟學中的「傑文斯悖論」（Jevons Paradox）：單場比賽的物流效率提升了，但被賽事規模的擴張給抵消殆盡。擴張的動力來自 Liberty Media 的營收結構。

F1 全球擴張背後的代價是什麼？產油國主辦費、體育漂白與選手熱傷害

2024 年 F1 全年營收 34.1 億美元，賽事主辦費（race promotion fees）佔 29.3%，轉播權 32.8%，贊助 18.6%。而賽事主辦費是最直接與比賽場次掛鉤的收入，每多一站就多一筆千萬美元級的進帳，且合約通常內建每年 5% 的遞增條款。

那麼，誰出得起高價的「賽事主辦費」？

摩納哥憑藉歷史地位，過去每年只付全賽曆最低的約 1,500 萬美元，而沙烏地阿拉伯、卡達、亞塞拜然等產油國新站的場租則高達 5,000 至 6,000 萬美元，沙烏地阿拉伯據報更是花費了約9億美元才取得10年以上的主辦權。

於是，一個諷刺的循環是：F1 最大的碳排放來自物流，而出價最高、推動賽曆擴張的恰恰是產油國。人權組織稱中東國家近年投入足球、籃球、賽車等運動是一種「體育漂白」（sportswashing），但從碳排放的角度看，它更像是一種「綠色漂白」（greenwashing）——Aramco 作為全球最大的企業碳排放者，同時以 F1 冠名贊助商的身分推廣「先進燃料」。

當 F1 為了商業擴張飛往極端氣候地區比賽，大自然的回應是什麼？

2023 年 10 月的卡達大獎賽，堪稱 F1 史上最殘酷的一役。盧塞爾賽道氣溫 34°C，濕度 70%，駕駛艙內溫度飆破 50°C。夜間賽事並沒有帶來涼爽的氣溫，賽道溫度全程未低於 36°C。

Alpine 車手 Ocon 在第 15 圈開始在安全帽裡嘔吐，但他拒絕退賽，靠意志力撐完全部 57 圈拿下第七名。Aston Martin 的 Stroll 在最後 25 圈反覆陷入視線模糊與短暫昏厥，形容自己在高速彎中「血壓驟降，瞬間失去意識」。Williams 的 Sargeant 因嚴重脫水在第 41 圈退賽，隊友 Albon 賽後被送往醫療中心接受急性熱傷害治療。法拉利的 Leclerc 賽後斷言這是所有車手職業生涯中最艱苦的比賽，強度是新加坡站的兩倍。Mercedes 的 Russell 直言，再熱一點，他的身體就要放棄了。

這證明「減緩」（mitigation）已經來不及，F1 被迫進行「調適」（adaptation）。

2024年卡達F1賽事。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FIA 緊急研擬極端高溫對策，2024 年卡達站從10月移到12月，2025 年起允許車隊在極端條件下加裝座艙冷卻通風口。但這只是權宜之計。隨著全球暖化加劇，巴林、新加坡、阿布達比等站點的氣候只會更嚴苛。

F1 終將被迫在全球版圖與人體極限之間做取捨，在商業利益與選手安全之間做拉鋸；因為這不僅是運動挑戰，更是氣候變遷對人類生理極限的直接威脅。

除了移動賽期，F1 主辦城市如何應對氣候壓力？荷、英與新加坡的因地制宜對策

F1 總部可以制定淨零目標，車隊可以研發永續燃料，但每一場比賽的那三天，10萬名觀眾的交通、數百具發電機的柴油、賽道照明的用電，其實全掌握在主辦城市手中。而每座城市能做什麼？取決於它如何活用基礎建設去回應條件限制。

荷蘭 Zandvoort 的賽道被沙丘與小鎮包圍，只有兩條道路通往鎮上，而 2021 年荷蘭大獎賽回歸時，主辦單位乾脆把限制變成策略：禁止觀眾開車入場。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為荷蘭本身就有全世界最密集的自行車基礎建設與高效率鐵路網，每5分鐘一班從阿姆斯特丹出發的加班列車、可容納4.5萬輛單車的停車場（停車格以 Monza、Suzuka 等經典賽道命名），這些不是為了 F1 從零建造的，而是既有城市系統的延伸。

在 2023 年，每日 11 萬名觀眾中有 98% 以步行、自行車或大眾運輸抵達。值得注意的是，F1 官方碳足跡計算至今不包含觀眾的旅行排放，但同類型的利曼 24 小時耐力賽的數據顯示觀眾交通佔其碳足跡的 64%，換言之，Zandvoort 切入的正是這塊最大且最被忽視的排放源。

荷蘭Zandvoort有完善的自行車系統。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英國 Silverstone 面對的則是不同的問題。作為鄉間賽道，觀眾幾乎只能開車前往，交通端的施力空間有限，但英國電網的再生能源佔比近年大幅攀升，讓 Silverstone 選擇從場館能源切入。

2022 年啟動的「Shift to Zero」計畫在 F1 圍場上方的 Wing 會議中心屋頂安裝了 2,764 片太陽能板，覆蓋 5,200 平方公尺，供應場館超過 13% 的用電。所有臨時發電機全面改用 HVO（氫化植物油）生質燃料，碳排放降低 90%，2023 年起，場館用電更是百分之百地來自可再生能源。

Silverstone 因此成為全球第一座加入聯合國《體育促進氣候行動》框架的賽車場。過去大型賽事主辦方總是理所當然地用柴油機發電，而Silverstone 證明了只要電網條件允許，這個「理所當然」其實可以被打破。

新加坡 Marina Bay 的挑戰又不一樣。作為 F1 唯一的街道夜賽，其最大的能源黑洞不是發電機，而是照明；因為 4.9 公里的賽道每年需要從頭架設超過 1,600 具燈具與 220 公里的電纜。這個問題不是交通基建或電網能解決的，而是燈具本身的技術世代問題。

2023 年，主辦單位全面以 LED 汰換自 2008 年使用至今的金屬鹵素燈，省下至少 30% 的照明用電。而淘汰的舊燈具則交給藝術家改造為裝置藝術展出，讓廢棄物也納入循環經濟。同時間，維修大樓屋頂加裝 1,396 片太陽能板，全年發電量足以供應整個比賽月份的維修大樓用電。

三座城市的做法看似各異，但邏輯是一致的：辨識自身碳排放最大的痛點，然後從既有基礎建設的優勢去施力。

Zandvoort 有單車路網就打交通牌，Silverstone 有綠電條件就打能源牌，新加坡的問題出在照明就升級燈具。這些方案沒有一項是尖端科技，它們的共通點是系統層面的重新設計，而這恰恰是 F1 總部的永續策略最難觸及的環節。

燒燃料的人能談永續嗎？Vettel與Hamilton直面「偽善指控」，挑戰產油國的賽場規則

車手是 F1 淨零轉型矛盾中最尷尬的存在。他們最直接感受氣候變遷的威脅，卻也最直接面對道德指控：以燒化石燃料為生的人，有什麼資格談環保？

四屆世界冠軍 Sebastian Vettel 選擇正面承認這個矛盾。在被問到是否覺得自己是偽君子時，他毫不迴避地說：「我必須接受這個指控。是的，我是最大的偽善者——我談論環境議題，同時留下了巨大的碳足跡。我搭私人飛機飛遍全世界這麼多年，光想就覺得震驚，」但他卻也話風一轉地表示：「但我們不該禁止旅行，而是該提供技術方案，讓我們能用更永續的方式繼續做同樣的事。」退役後，Vettel 攻讀農業學位，在鈴鹿賽道建造昆蟲旅館推廣生物多樣性，用露營車取代私人飛機帶家人度假。

七屆世界冠軍 Lewis Hamilton 則從生活方式切入。他在 2017 年轉為全素食主義者，理由是畜牧業排放與動物福利。他共同創辦了素食漢堡連鎖店 Neat Burger，投資植物肉公司 NotCo 與垂直農業新創 Bowery，並在 2020 年成立 X44 車隊參加 Extreme E 電動越野賽車系列，將氣候行動帶進賽車文化。他坦承同樣面對偽善的質疑，但主張：「我們不需要完美才能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這些行動有用嗎？從具體數字看，影響正在擴散。

Vettel 的 Buzzin’ Corner 計畫在鈴鹿落地一年後，Sky Sports 記者重訪現場，確認蜜蜂已經入住昆蟲旅館，賽車場開始承載生態功能。

Hamilton 的 Neat Burger 募得 1,800 萬美元 B 輪融資，展店至倫敦八間與紐約、杜拜，證明了賽車冠軍的永續品牌確實能在市場上存活。更深層的影響，是 Hamilton 在 2021 年與英國皇家工程院合作發表的《Hamilton Commission》報告，針對英國賽車運動中黑人代表性不足進行為期十個月的研究，催生了 Mission 44 基金會。該基金會與 Teach First 合作招募黑人 STEM 教師，與 Motorsport UK 推動 Girls on Track 計畫兩年間觸及 2,254 名青少年，最終促使 F1 在 2024 年正式簽署多元與包容憲章。

從環保倡議到體制改革，Hamilton 展示了一條用名氣建立調查研究的正當性，再用研究結論推動產業標準的行動路徑。

當然，體制也會反撲。2022 年 12 月，FIA 修改《國際體育規則》，禁止車手在賽事期間未經書面批准發表「政治、宗教或個人」立場聲明。這項規則被廣泛解讀為回應 Vettel 在加拿大站戴上「停止開採油砂——加拿大的氣候犯罪」安全帽、Hamilton 在匈牙利站穿彩虹 T 恤等一系列行動。

在車手與車隊的強烈反彈下， FIA 被迫在 2023 年初做出讓步澄清，而這恰恰證明了車手的倡議已經有效到讓付費舉辦賽事的石油國感到不安。禁令就是影響力最好的度量衡。

場館綠建築就夠了嗎？從 F1 經驗看關鍵散場交通、微氣候與運動員角色

此刻，台北大巨蛋的滿場與高雄世運主場館的演唱會經濟正掀起全台的巨蛋競賽。全台已有 17 座巨蛋級場館，8 個縣市有蛋，但新北正規劃可容納 5 萬人的新場館，桃園航空城巨蛋預算則逾 500 億，台中超巨蛋預計 2030 年完工。

各縣市在宣傳中強調綠建築、太陽能板、LED 節能，但 F1 的故事告訴我們：場館本身的碳排放從來不是最大的問題，而是4萬人散場後怎麼回家？

台北大巨蛋靠捷運板南線可在 25 分鐘內疏散，但正在選址的新北大巨蛋、尚在規劃中的台中超巨蛋，周邊的公共運輸是否足以支撐？畢竟，場館的綠建築認證再漂亮，但如果4萬名觀眾只能開車回家，最關鍵的碳排放根本沒有被處理好。

同時，大型場館對周邊微氣候的影響，例如風場改變、熱島效應加劇，對身處亞熱帶氣候的台灣尤其值得警惕。而當我們的城市馬拉松與路跑賽事面臨愈來愈極端的高溫，主辦方面臨的是跟 F1 一樣的選擇題：調整賽曆、投入調適措施，還是繼續以「選手自負風險」迴避問題？

最後，對比 F1 車手的自我反思與社會倡議，台灣鮮有運動明星在用自身影響力談氣候。雖然，職棒選手每年在烈日下跑壘、馬拉松跑者在高溫中比拚，他們比任何人都直接感受氣候變遷對運動表現的衝擊，但台灣的運動界幾乎看不到類似 Vettel 或 Hamilton 的身影。沒有人公開質疑賽事的碳足跡，沒有人用退役後的名氣推動系統性改革，這並不是個人的失職，而是整個運動產業缺乏將氣候議題視為核心關切的文化。

F1 的故事告訴我們，技術創新是必要的，但遠遠不夠。真正的淨零轉型需要系統性的改變，包括物流重組、城市治理、行為設計，以及個人層面的道德覺醒。正如 Vettel 所承認的，我們或許都是氣候危機中的偽善者。但承認這份矛盾，並在矛盾中尋找解方，才是這場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社會實驗，能留給未來最珍貴的遺產。

F1 淨零轉型與台灣巨蛋熱：常見問題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