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成立的 TISFD（不平等與社會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 正在推動這場思維轉變──把人權、福祉與社會資本納入主流財務揭露體系，提醒企業：投資於人，不只是善意，而是韌性與長期價值的基石。

人力資本「雙面刃」：從道德支出到驅動 60% 全球財富的關鍵風險

長久以來，企業組織將社會議題歸類為「倫理責任」或「聲譽管理」的範疇。然而，TISFD 框架明確指出，這是一個危險的誤判。對人的負面影響從惡劣的工作條件、勞工剝削、社區衝突，皆會帶來切實的營運、聲譽和法律風險。這些風險絕非抽象概念，而是直接轉化為人才流失、供應鏈中斷、社區抗爭和高昂訴訟成本等財務損失。

TISFD 框架將不平等對企業組織的衝擊影響，自道德責任到實體層面風險 (Entity-Level Risks)歸納四大類實體風險：

 

TISFD 4類實體層面風險(Entity-Level Risks)。

這種視角轉變迫使企業組織策略發生根本性改變：投資於員工和社區不再是「企業責任」下的開支項目，而是成為價值創造和風險緩解的核心驅動力。事實證明，在員工和社區中投資的公司，能夠獲得可衡量的收益，包括「更高的人才保留率、更強的創造力、創新能力和生產力」。

更重要的是，TISFD框架顛覆了傳統經營觀點，強調企業組織對人的深層「依存關係」。企業組織的成功並非發生在真空之中，而是仰賴一個健康的、熟練的、積極的勞動力上，即人力資本（事實上，人力資本驅動著全球60%的財富）。同時，這個勞動力必須依賴於穩定的社區、信任與社會凝聚力（即社會資本）才能發揮作用。

解構「人的狀態」：解鎖 TISFD 定義的「六維不平等」光譜

TISFD 引入了一個關鍵且創新的核心概念－「人的狀態」（The State of People）。這是一個中立且綜合性的術語，旨在將企業組織的注意力，自抽象的社會責任轉為具體可衡量的風險和機會結果。

「人的狀態」由三個相互作用的結構所組成：

 

人類狀態體現福祉、人權實現及人力與社會資本，而不平等則反映群體間的差距 。圖片來源：TISFD 2025 Conceptual Foundations

 

1. 人權（Human Rights）： 所有人皆享有尊嚴生活的普遍權利，這代表了企業組織絕不應逾越的規範底線。

2. 福祉（Well-being）： 人們生活的整體狀態，反映其健康、安全、滿足以及追求個人與社會目標的能力。

3. 人力與社會資本（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從對經濟和社會的價值角度來看，涵蓋人們擁有的知識、技能、健康以及相互關係和合作。

 

TISFD 進一步地將「不平等」進行了更為精細的劃分，理解不平等的複雜性對於企業組織有效管理風險至關重要：

 

水平與垂直的不平等，遍及人類社會狀態的各個層面。圖片來源：TISFD 2025 Conceptual

超越脫碳：TISFD 如何證明「公正轉型」是系統性風險的保險槓？

當單一企業組織的負面影響（如低薪剝削、反競爭行為或環境污染）在市場中層層累積時，其外部性將彙集成難以估計的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s），直接威脅所有經濟參與者賴以生存的經濟系統穩定性。TISFD明確指出，不平等正是引爆這些宏觀風險的關鍵驅動因素。

TISFD框架的核心主張在於強調「氣候轉型與社會公正是深度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兩面」。若忽視「人」的狀態，則任何氣候行動都將陷入一個危險的惡性迴圈：人類試圖緩解氣候危機，卻忽略社會公平而加劇不平等；而擴大的不平等，又將進一步削弱氣候行動的永續性與社會支持之基礎。

 

氣候與不平等的危險迴圈

正如 TISFD 所強調：「綠色轉型若損害人民，或其成本和效益未能被公平分攤，最終將無法成功。」因此，「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不只是一項社會理念，更是一種風險管理機制、是一項防止系統性崩壞的「保險桿」。

社會領域的穩健進展，已成為環境領域成功的先決條件。唯有將公平作為氣候行動的箝制條件，並積極保護工人、社區和弱勢群體，才能確保整體轉型的永續性。

從「軟成本」到「硬資產」：三步行動指南為亞洲企業重繪競爭力地圖

一、建立「人的狀態」地圖與薪酬公平審計

 

目標：直接解決垂直不平等的核心驅動因素，強化人力資本，並緩解潛在的營運和聲譽風險。

行動：將TISFD的核心概念「人的狀態」（人權、福祉、人力與社會資本）內化為企業組織衡量價值鏈健康的工具。啟動薪酬公平審計（Pay Equity Audit），不僅要確保同工同酬，更要確保所有直接僱員和價值鏈核心工人獲得生活工資（Living Wage）。同時，公開揭露高階主管與一般員工的薪酬比率（CEO-to-worker pay ratio），以提升透明度與信任度。

 

二、實施「公正轉型」策略，應對氣候與社會風險的交集

 

目標：透過公正的行動獲得社會認可，建立社會資本，並確保氣候行動獲得必要的公眾支持，從而降低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性風險。

行動：在制定和執行脫碳或綠色轉型計畫時，強制性納入社會風險評估。這些包括：

 

1. 評估能源轉型對供應鏈工人（特別是轉型行業如煤炭、重工業）的影響；

2. 確保綠色產品（如電動車電池）的採購對當地社區與原住民的零人權傷害；

3. 避免將氣候成本不公平地轉嫁給低收入消費者。

 

三、以「依存性」視角管理供應鏈和社區關係

 

目標：降低營運中斷風險，提高價值鏈的韌性，並通過建立信任來強化品牌忠誠度和進入新市場的能力。

行動：將供應鏈和營運所在的社區視為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和依存性資產，而非單純是資源提供者。推展超越一般合規的採購實踐行動，例如：

 

1. 與承諾提供公平工資和良好工作條件的中小企業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2. 積極投資於營運所在地的社區福祉，包含技能培訓、地方教育和公共衛生與健康，以強化社會凝聚力和共榮。

 

TISFD 概念基礎文件的發布，要求我們從根本上重新建構衡量經濟健康和企業成功的方式。數十年來，我們將人類和社會福祉視為一項可外包給慈善機構或政府的外部「軟性議題」。然而TISFD 的出現清晰說明：不平等是一個硬性的、可量化的風險，且它深深地嵌入了市場的結構之中。

 

對於亞洲企業組織而言，這些洞察尤其關鍵。在這個擁有全球最多人口、同面臨著巨大城鄉差距和快速社會變革的地區，忽視社會風險和不平等，將直接威脅到其勞動力供給、消費者市場的擴張以及社會契約的穩定性。

 

最終，一個為更多人服務的經濟，不僅更公平，而且更具韌性、更具創新性；同時，對每個市場參與者而言，這都是更加穩定、永續的未來。現在，正是企業組織將 TISFD 的精神納入其核心策略、重新定義競爭力的時刻。

 

由麻省理工學院永續供應鏈實驗室與供應鏈管理專業協會（CSCMP）共同發布的第六版《2025 供應鏈永續性報告》（State of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2025），使用全球 97 個國家與地區、超過 1200 位供應鏈、採購、物流、營運與永續相關專業人士的調查資料為基礎，深入呈現企業在永續供應鏈推動上的最新現況、行動成熟度、投入差異與挑戰焦點。

調查顯示，政策監管深化、供應鏈連動性提升與淨零轉型加速，正重新形塑企業推動永續的方式，而範疇三排放更成為企業最需面對、也最能凸顯永續治理能力的核心領域。

永續供應鏈的核心焦點：範疇三

範疇三排放涵蓋企業價值鏈中所有間接排放來源，包括原料生產、製程能源、物流運輸、通路配送、產品使用階段與最終處置。報告中顯示，企業平均有七成以上的碳排放來自範疇三，使其成為各產業在永續治理與減碳策略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環。

然而，儘管範疇三占比高，其揭露進展卻明顯落後於範疇一與範疇二，目前已有超過四成企業能掌握範疇一與範疇二排放數據，但能夠準確追蹤範疇三的企業仍是少之又少。

範疇三的重要性不僅因其排放占比，更來自其與供應鏈結構、採購模式及商業運作方式的連動性。企業能否掌握範疇三資料、進行衡量與建立改善機制，不只是投資人、採購端與利害關係人最關注的指標之一，也是用來檢視企業是否已真正具備永續行動能力，而非只停留在揭露層面的關鍵檢視點。

企業推動範疇三的主要障礙──揭露落差與資料取得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多達七成企業在供應商資料取得方面遭遇困難，包括資訊品質不一、資料回報不完整或無法驗證，導致範疇三盤查缺少可靠基礎。而造成上述種種落差的原因，可分為資料、方法、能力與誘因四個層面。

首先，供應鏈跨越不同產業、區域與製程，使碳排放盤查經常需要依賴推估模型與平均排放係數，導致衡量結果與實際排放產生偏差，且不同產業採用的盤查框架與排放係數間缺乏一致性，也使資料難以比較或整合，造成計算方法太過於碎片化。

再者，供應商對資訊共享仍存在資安與商業敏感疑慮，加上因為資料管理與分析成本太過昂貴，使企業難以投入足夠資源建立系統化衡量工具，形成制度性的資料缺口。

企業內部資源限制與外部誘因不足也是一大阻力。報告指出，有56%企業認為減排措施的投資報酬不明確，難以獲得高層決策支持；另有52%企業表示因為缺乏有效合作架構，使供應鏈上下游難以共同推動改善。供應商端普遍面臨技術門檻、資金負擔與能力不足，而下游客戶對永續產品支付溢價意願偏低，使企業在市場端缺乏擴大影響力的誘因。

 

 

公開承諾成為企業行動成熟度的分水嶺

報告中提出一項關鍵觀察：公開永續承諾的企業，在範疇三管理上展現更高成熟度。這些企業通常較可能建立碳排放盤查與追蹤制度、採用資料管理工具、要求供應商揭露資訊，並導入永續採購制度，使範疇三管理具備可衡量與可執行基礎。

相較之下，尚未公開承諾的企業多停留在基本認知層面──缺乏量化目標、制度化流程與跨部門協作架構，使範疇三推動難以進入實際執行階段。

承諾之所以形成分水嶺，在於它在治理、制度與供應鏈動態中可發揮的作用。

公開承諾能讓永續目標進入決策流程並成為內部授權，讓永續不再是附屬活動，而是管理體系的一部分。而且承諾能提升透明度與問責性，使企業更可能去建立衡量、追蹤與評估流程，推動部門合作與資源配置。

除此之外，承諾能改變供應鏈互動，讓互動從單向要求轉向共同參與，提升供應商配合意願與改善動力，並使永續成為供應鏈合作條件的一部分。

因此，公開承諾不僅具有象徵意義，更是推動範疇三行動的觸發機制與治理轉折點，它能決定企業在範疇三推動中的深度、速度與方向。公開承諾企業在範疇三管理上展現的差異化成果，將成為市場競爭與供應鏈選擇的重要區隔，也是企業永續成熟度邁向下一階段的重要標誌。

提升範疇三減碳的主要策略：跨供應鏈合作

在範疇三推動過程中，單一企業難以獨自建構衡量與減碳能力，因此跨供應鏈合作將是能解決資料缺口、能力限制與改善成本最有力的方式。

報告中有近九成的企業認為合作有助於強化供應商參與、提升永續目標一致性，以及改善排放資料與報告框架的取得品質。另有六成以上企業認為合作可帶來資源共享、專業知識累積，共同投入也可降低成本，並有近半數企業表示合作有助於提升法規遵循能力與政策影響力。

雖然合作推動會受到各種因素限制，例如前面提到的資安疑慮、企業間對永續的優先順序排列等，若要讓其進一步轉化為實質減碳成果，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然而，合作代表的不僅是資源整合，也將重新定義供應鏈角色關係，使永續從要求轉向共同承擔、共同成長，並使供應鏈具備連動性的減碳推進方向。若是未來合作架構逐漸成熟，範疇三管理將有機會從管理負擔轉變為供應鏈競爭力來源，推動整體價值鏈邁向低碳轉型。

運輸排放或成供應鏈行動成熟度的試金石？

在範疇三中，運輸排放是最大宗的排放來源之一，也被視為企業在改善範疇三中最能展現具體進展的領域。近來企業對運輸排放議題的關注度逐漸提升，並逐步採取行動，包括提升運輸效率、整合物流規劃、導入低碳運具與替代燃料等措施。

目前企業在運輸減碳的投入多聚焦於提升效率的策略，例如優化車隊管理、改善載運率、縮短配送距離與提升路線規劃能力。然而，能夠導入電動運具、替代燃料或綠色航運方案的企業仍是少數，主要多是受限於基礎建設、前期投入成本與技術，使運輸減碳進展呈現階段性與不平衡的發展模式。

此外，運輸減碳也揭示了供應鏈權力結構與永續推動效率之間的關聯性。面對上游供應商，企業往往難以要求其進行設備更新或能源替換，而在下游市場中又缺乏足以抵銷成本的價格與需求支持，形成一種兩端皆無法施力的推動局面，進一步形成影響力和推動幅度皆受限的發展現象。

儘管如此，運輸領域仍具有成就永續供應鏈的潛力。運具電氣化、替代燃料與物流數位化等趨勢正提供企業更多減碳選項，若能適度搭配策略性採購、聯合運輸與合作平台，將能形成更具規模的減排成果。企業是否能將運輸從成本項目轉變為永續競爭力來源，將成為供應鏈行動成熟度的重要指標。

永續已不再停留於供應鏈管理的附屬領域，而是逐漸成為企業競爭力、營運韌性與長期成長的重要判斷依據。公開目標與透明揭露正重塑著企業治理方式，決定永續是否真正進入決策核心，而範疇三排放則成為最具挑戰、也是最具減碳潛力的關鍵環節。

供應商資料缺口、盤查方法差異與能力落差，使企業必須依賴更成熟的數據工具、合作模式與跨產業標準，才能提升衡量的完整性與精確度。運輸排放的案例也清楚顯示減碳推進的現實──先以效率改善為出發點，再逐步導入低排放技術，並為能源轉型建立銜接基礎。

不同市場條件、產業特性、供應鏈位置種種原因，企業永續進展斷不會全然一致，但已有明確方向──加強供應鏈合作、提升碳排放資料透明度，並在採購與投資決策中提高永續權重，將成為推動減碳與創造價值的共同路徑。

而能將永續從承諾轉化為行動，並內嵌於日常營運的企業，將在法規收緊、客戶選擇轉變與市場結構重塑的環境中取得優勢。

近日光電三法加嚴環評、設置光電禁區，預料將衝擊太陽能業者投資信心，為了擴大太陽能設置誘因，經濟部日前預告2026年再生能源躉購費率，除維持光電費率，再規劃新增太陽能「汰舊換新」獎勵機制，衝刺再生能源動能。

經濟部能源署表示，雖然汰舊換新機制沒有規定多少年的案場才能汰新，但評估10年以上光電場有較高投資報酬率，估累積裝置容量約800MW（千瓩），主要集中在屋頂型太陽能。

汰舊換新衝刺發電量，業者看好屋頂太陽能潛力

經濟部26日召開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第3次審定會議，經濟部說明，考量近期法規強化，初步共識維持2025年度第二期太陽能費率水準，除延續2025年度獎勵機制外，還規劃新的獎勵措施，將在明年推動太陽能板汰舊換新機制，鼓勵全數汰舊換新採用高效率模組，可在相同屋頂空間下，提升裝置量與發電量。

太陽能技術日新月異，經濟部補充，2010年太陽能效率與現行技術相比，效率已提升50%以上，吳志偉表示，「汰舊換新」機制主要用新增容量來算成本，假設2010年設置的100kW（瓩）太陽能案場有汰舊換新需求，新裝設太陽能板裝置量來到150kW，距離20年躉購費率年限還剩下5年，既有100kW仍適用舊費率，多的50%發電量則享有新的躉購費率。

經部評估十年間太陽能板發電效率增加50%，預估800MW案場汰舊換新後，相當於增加500MW的太陽能裝置容量。吳志偉表示，目前因應「汰舊換新」機制，法規上還需要再簡化再生能源設備登記等程序，期望今年底正式公布、明年上路。

為維持太陽能動能，2026年太陽能上下半年兩期費率與今年下半年度相同。（圖片來源：經濟部）

2026年度躉購費率除地熱增加類別，其他費率大致相同。（圖片來源：經濟部）

《巴黎協定》屆滿十週年。十年前，各國普遍缺乏淨零目標與政策，遑論企業，至今全球83%的GDP都已涵蓋淨零目標，各國政府亦與私部門合作展開行動。然而，近年動盪的地緣政治、氣候與社會議題分化、關稅與貿易衝突，乃至錯假資訊散播，正在拖累各國政府應對氣候變遷的腳步。

今年COP30的周邊會議上，更有多方代表積極討論轉型計畫對防堵企業漂綠、投融資的風險管理，以及國家氣候目標的重要性，象徵著轉型計畫將邁入新階段——從單純的資訊揭露，轉為公私部門實現其氣候目標的支持工具。

全球各國對轉型計畫的揭露要求。圖片來源： International Transition Plan Network（ITPN）

轉型計畫揭露了哪些關鍵資訊？

根據轉型計畫工作小組（Transition Plan Taskforce, TPT）2023年出版的，以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今年6月出版的IFRS-S2轉型計畫揭露指引，轉型計畫是企業為了實現氣候目標而制定的短中長期策略，並不是額外的計畫，而是其整體商業策略中，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管理氣候風險、抓住轉型機會的具體藍圖。[1]

一份完整且可信度高（Credible）的氣候轉型計畫，不僅能協助企業檢視自身的轉型進程，更能提供投資者、客戶與供應商前瞻性的資訊，瞭解該企業在實體與轉型風險的管理能力、公司治理機制與資源配置規劃。

換言之，若某企業承諾了淨零目標，轉型計畫卻欠缺以科學為基礎的情境分析與關鍵假設、明確的短中長期減排目標及衡量指標、資本支出規劃、可能的財務影響／績效等重大資訊，該企業不僅會在氣候承諾上面臨誠信風險（漂綠），未來也可能會被金融機構認定為氣候風險相對高，而面臨較高的借貸成本，甚至失去潛在的商業機會。

完整且可信的企業氣候轉型計畫需涵蓋的內容。圖片來源：翻譯自TPT(2023). Disclosure Framework, Figure 3

轉型計畫如何支持轉型金融

歐盟執委會將「轉型金融」定義為：「為那些能夠促進且符合轉型方向的投資活動提供資金，同時避免造成碳鎖定（lock-ins），包括投資具備可信轉型計畫的企業或活動。」

轉型計畫如何支持國家減碳目標

眾所皆知，企業轉型無法單打獨鬥，轉型是否能成功，除了取決於企業行動，更受到整個相互依存的系統的影響。換言之，企業所處環境的條件、第三方的行動會影響企業達成氣候目標的速度與可能性，舉例而言，再生材料的使用取決於回收系統的成熟度、綠電供給要有完善的國家再生能源發展政策及電網建設、低碳技術的研發則需要有鼓勵創新的市場及資金挹注。

因此，一個國家若要達到其制定的國家減碳目標，必須要能辨識企業轉型所面臨的系統性障礙，透過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建立促進轉型的環境」（Creating enabling environments）。

碳揭露計畫（CDP）今年的報告指出，94%已訂定轉型計畫的企業表示，轉型成功的達成與否取決於三個條件：低碳技術的發展（如：再生能源、數位化、碳捕捉、利用及封存）、氣候政策與法規（如：碳定價、永續報告法規、經濟誘因等）、基礎建設是否到位（如：與再生能源整合的電網、電動車充電設備、運輸基建、儲能系統等）。

CDP更進一步指出，企業轉型計畫所提供的資訊，可協助政府政策部門分析以下五個面向：

•     投資缺口：辨識哪些產業的公司在轉型融資上遇到困難。

•     技術壁壘：掌握哪些低碳技術至關重要但尚未實現商業化。

•     供應鏈瓶頸：分析關鍵（低碳）材料或零件的短缺情況。

•     技能缺口：識別公司認為構成障礙的勞動技能為何。

•     政策依賴性：瞭解當前政策不明確或不一致之處導致轉型風險發生。

藉由分析不同產業別所面臨的各類轉型障礙，中央政府、地方城市將更能理解現實環境中企業所面臨的挑戰，合作規劃更精準、協調的政策工具及配套，來降低企業轉型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強化市場信心，從而解鎖民間資金、增進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合作。

這些政策也能協助企業後續制定更具企圖心、更完善的轉型計畫——形成從企業資訊揭露到協助國家政策規劃與實踐、再回饋到企業轉型計畫制定、完善國家政策的正向回饋系統。這樣的循環模式正受到全球認可， G20 永續金融工作小組（SFWG）的「轉型金融架構」成員便明確指出：「企業的轉型計畫及其指標，不僅應成為金融工具，也是政策制定的核心依據。」

如何響應轉型計畫？

對企業的建議：

目前金管會並未要求企業揭露轉型計畫，但在2026至2028年分階段上路的IFRS永續揭露準則，其中的「S2氣候相關揭露」已和轉型計畫所涵蓋的面向有多處重疊，例如：企業為轉型至低碳經濟制定了哪些計畫、使用了哪些關鍵假設以及所依賴的因素、如何為應對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配置及規劃資源（如：資本支出或研發）、當前的商業模式和預期變化等。

相較TCFD，IFRS-S2更強調氣候風險／機會對財務面的影響與量化數據揭露，這也意味著企業需要更全面地評估氣候變遷對其營運、財務、價值鏈的影響，這勢必得重新檢視、調整過往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企業應及早備戰，強化氣候資訊揭露的完整度與可信度，方能避免漂綠／漂轉型之嫌，提升金融機構、供應鏈夥伴及關鍵利害關係人的信心，共同合作邁向淨零。

2025年底國際永續圈的重磅消息：不平等與社會相關財務揭露（The Taskforce on Inequality and Social-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ISFD）即將發布，代表全球企業的關注度將從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自然資本議題逐漸轉向到「以人為核心」的社會面議題。TISFD強調企業做決策時，應該同時考量人權、福祉、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不平等、受影響的利害關係人等議題，並了解其影響、依賴、風險與機會。其中，福祉是一個多維度概念，不僅是收入、財富、就業等物質條件，也包含健康、安全、技能、社會連結、生活平衡等，員工的福祉可能會直接影響到生產力、創新能力與離職率（人力資本），這意味過去企業經營者以高薪留任員工的管理思維需要重新被檢視，也代表勞動人權創造福祉將變成企業能否吸引人才、留下人才，持續營運成長的關鍵競爭力。

今年初雖因歐盟Omnibus釋出而讓企業掀起一股ESG減壓減速的浪潮，但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近期因產品涉及強迫勞動疑慮，對台灣自行車品牌商發布「暫扣令」（WRO），這是50多年來首次對台灣發出產品扣關不能入境銷售的通牒。美國勞動部引用獨立調查報告《Speed Up!》指出，台灣約有75萬名移工，其中65%在製造業工作，集中於出口導向產業。多數移工來自越南、印尼、泰國與菲律賓，普遍面臨高額仲介費、債務束縛、限制行動自由、扣押證件等問題，並直接點名台灣汽車、自行車與電子產業中移工遭遇的強迫勞動風險。「勞動人權」正迅速從附屬議題，轉變為供應鏈管理與國際貿易的門檻。

同時，負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於今年8月發布的2024年度報告中指出，台灣是僅次於中國（45%），全球第二多受到RBA稽核的地區（8%）。台灣被點名最主要的缺失是自由選擇就業（Freely Chosen Employment）以及禁止強迫勞動（Prohibition of Forced Labor），兩者加起來占七成以上；而美國國務院在今（2025）年8月公布的《人權報告》亦指出，台灣在勞動人權上存在結構性挑戰，移工更是在這些議題中的弱勢，更常面臨工時過長、薪資過低，未能達到保障勞工權益。

綜觀國際報告，台灣在勞動人權治理上普遍存在三大挑戰：首先是各國於勞動人權監管規範鬆緊不一，企業難以使用台灣規範走遍全球，因此KPMG建議宜從嚴合規，特別是台灣是出口導向國家，應以國際共同勞動人權規範如ILO、RBA、OECD等做合規標準，跟緊國際間目前推動趨勢-落實責任招聘，在招聘過程中的申請、僱用或仲介費用應免除由勞工擔負。再者，缺乏申訴管道或設有工會機制的企業比例較低，大型企業雖設有吹哨者制度，中小型企業即便有定期的勞資溝通會議，恐因擔心被報復而不敢言，對於強迫勞動、職場霸凌、性平等敏感議題、或是語言不同的跨國移工而言，這些管道更無法協助其反映權益受損之情事。最後，第三大挑戰便是缺乏系統化、文件化以及第三方稽核不足。台灣企業這幾年鑑於法規要求在碳盤查、永續報告書查證都有一定基礎，但在勞動人權上較缺乏獨立機構的稽核，也因此在推動自身及供應鏈的勞動人權盡職調查、系統化相關佐證文件以符合國際規範上都有落差。即便有推動盡職調查，後續也缺乏配套與持續改善、追蹤成效的機制，這也突顯台灣企業在面對國際合規稽核時，較難第一時間提供相關文件說明。面對越來越多國際品牌與國際投資將勞動、移工、供應鏈人權表現納入採購與投資決策，企業若無法提供合規證明，將面臨失單、禁運、甚至被列入國際貿易制裁的黑風險名單中。

從風險管理走向競爭優勢，台灣企業應資源和關注焦點從碳轉向人權，落實「可證明、可追溯、可驗證」的人權治理，可採取以下三大策略：第一，建立人權盡職調查制度，從自身營運逐步擴大覆蓋至全集團，乃至於切齊財報邊界；接下來是透過大帶小、手把手、將永續管理制度推至供應鏈中。第二，搭配年度稽核，透過外部第三方協助企業透過「PDCA」（計畫-執行-查核-改善）循環管理模式來精進落差；此外應建立資料留存與追溯系統，以應對來自客戶或關貿的檢查。再者藉由導入盡職調查制度，短期可盤點高風險熱點議題如：移工招募、住宿條件、工時管理等，制定具體KPI與改善時程，中長期則是降低痛點指標，並從減緩改善措施，進而調整為提前預防和重新設計機制的規劃。第三，將人權治理納入營運核心，深化內部治理架構，強化企業及其供應鏈在應對人權議題上的韌性。

面對全球監管與市場壓力，台灣若能從被動轉為主動、強化治理，進而建立具備韌性的經營模式，不僅能在地緣經濟挑戰下迅速應對挑戰，亦能為接下來要上路的TISFD以及IFRS永續準則S4（人權與社會不平等）提前作準備，將人權治理與財務資訊整合揭露，成為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