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慧（AI）產業用電需求快速上升，經濟部修正《能源開發與使用評估準則》等法，未來新設或擴建的超大型及主機代管資料中心，若能源使用量達5MW（千瓩）以上，必須事先提出能源使用規劃並通過審查，將於11月5日生效。新規定並不會影響國際大廠在台灣蓋資料中心的意願。

參考國際標準，能源使用效率PUE值上限1.3

經濟部依據《能源管理法》第16條之授權，修正三項子法規定包括《能源開發與使用評估準則》、《能源用戶適用範圍》、以及《能源使用說明書格式》。 新規定要求資料中心在能源使用規劃中詳述製程技術項目，以確保設施在設廠階段即採用高效率設計與最佳可行技術，七大檢核項目涵蓋：

1. 資訊設備選用：資訊設備與機櫃氣流方向相匹配。
2. 軟體服務配置：規劃適當軟體進行備援。
3. 資料管理：減少資料備份數量。
4. 冷卻系統：設計冷熱通道，採用液冷技術。
5. 電力系統：採用高效、具節能模式的不斷電系統。
6. 能源監控及管理：規劃能源管理系統。
7. 整體能效：符合全年平均整體能源效率。

能源署指出，資料中心標準參考日本、新加坡與歐盟經驗，並以能源使用效率（PUE）為主要指標。依據不同營運類型，超大型資料中心PUE上限為1.3，主機代管資料中心為1.4。根據歐盟的《資料中心能源行為守則》（EU Code of Conduct for Data Centres）以PUE 1.3為建議目標，其中德國要求2026年達到1.2；新加坡則規定上限為1.3。

台灣資料中心標準參考日本、新加坡與歐盟經驗，並以能源使用效率（PUE）為主要指標。（圖片來源：iStock）

應考量氣候條件差異，因冷卻系統耗電量高，歐洲氣溫較低，台灣更應以氣候相近的新加坡作為主要參考。

除了七大檢核項目外，審查內容還包括約120項公用技術項目。這些項目在審查中扮演設計驗證的角色，用以確保資料中心在規劃階段即採用最新且高效率的公用設備技術，而非僅依賴最終量化指標。

業者持正面態度，不影響外資設廠意願

相關門檻對產業而言並不困難，業者普遍對新制度持正面態度。由於主機代管業者難以掌控客戶設備用電，因此標準略為寬鬆。他補充，新規範不溯及既有廠房，但部分舊廠仍希望被納入管理，以取得五年內每年1.5%節電率的豁免資格。

此次修法將引導業者在設廠初期即導入節能設計，提升資料中心能源效率，並與國際趨勢接軌，針對5MW以上資料中心的能效標準也與國際一致。台灣的PUE門檻對國際大廠而言相對容易達成，不構成技術障礙，也不會影響外資在台設廠意願。

與台灣新規定相比，大型雲端業者的自我要求更為嚴格。Google 2024年全球資料中心的PUE平均約為1.09，而微軟則設定PUE目標在1.2以下。

儘管循環經濟被視為淨零目標的關鍵，但標準不一、資訊不透明，讓產業推動卡關。《全球循環議定書》（GCP）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生。它如何透過新架構，協助電子、紡織、化學等台廠，掌握轉型契機？

「循環經濟」被視為是目前實現淨零目標的關鍵解方，但實際推動過程中，政府、企業、供應鏈上下游時常面對指標定義不一、制度支撐不足、資訊不夠透明等挑戰。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與全球永續組織One Planet Network在2023年共同啟動《全球循環議定書》（Global Circular Protocol，GCP）系列工作，希望能建立具有全球共識的循環經濟行動架構和衡量標準。

為了協助台灣產業與國際接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CSD Taiwan）針對台灣具代表性的電子、紡織與化學三大產業展開系列利害關係人議合與實務盤點工作，深入探討循環經濟在這三大產業的實踐現況，以及循環原則、設計在其產品與服務中的應用程度，並將三大產業的議合重點與《全球循環議定書》內容整合為報告《邁向全球循環願景：GCP架構與台灣產業循環實踐之路》。

從三大構面定義「循環成熟度」

GCP架構推動的目標之一，是協助企業提高循環成熟度，可從策略與執行、影響規模、跨組織範圍三大構面定義。

其中，策略與執行指是否擬定、推動、執行循環相關策略；影響規模為循環經濟聚焦在特定產品、系列產品、產線，或是一整個事業單位；跨組織範圍則是能否跨越直接營運範圍，推展到價值鏈的上下伙伴，打造更完整的生態系？

依照這三個構面，循環成熟度被區分為四個等級：0是起步級，指企業尚未展開任何與循環經濟相關措施、活動；1是認知級，表示企業已經認識、了解推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並開始進行資料蒐集、現況了解；2是內部執行級，意思是已經從直接營運範圍開始執行推動循環措施；3是價值鏈推展級，代表循環經濟已經從直接營運推展到間接營運到價值鏈上下游。

循環經濟成熟度愈高，對企業效益愈大。莫冬立觀察，推動初期（0～1級）可能不見得會立即反映在財務報表，如成本節約、營收增加，但若方向明確，且有中長期推動路徑（從1～3），不僅營運效率會提高，企業也能迎合未來的永續市場和循環商品需求，進而創造更高商業價值。

多角度協助企業接軌循環經濟

除此之外，GCP架構還可從多個角度協助企業，一方面提供指標、方法、架構，幫助企業衡量循環度現況、設定基線，比較措施帶來的改善，另方面還可協助制定循環度目標，如SBTi（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排碳目標。

企業透過GCP架構支撐的數據基礎，就能做出更好的策略或判斷，進而滿足循環產品與消費市場的溝通需求，並因應未來法規可能對回收用料比例、資訊強制揭露的要求。

當GCP架構帶動企業循環成熟度提升，自然也可在全球層面帶來正面貢獻，降低原生材料消耗，也減少開採、精煉的環境衝擊。

莫冬立舉例，稀土的電製精煉率僅3％，意思是每生產三噸可用的稀土金屬，需要開採並處理高達100噸的稀土礦石，會帶來巨大環境問題。

但導入GCP 架構後，企業就有標準化指標衡量一個產品或企業的再生料使用比例或回收效率，進而設立清晰的基線和目標，並採行「城市採礦」（Urban Mining），也就是從廢棄電子產品、汽車、電池回收有價值材料進行再製，可大幅減少開採與精煉過程中能源、水資源消耗與環境影響，也對排碳量降低大有幫助。

若獲廣泛支持，可大幅減少排碳

GCP架構曾做過情境分析，如果推動與應用能得到廣泛支持，將可大幅節省材料，在25年以內省下約1000～1200億噸的材料開採量。

在氣候方面，GCP架構也可望帶來貢獻。目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有55％聚焦在材料開採、煉製和加工，循環經濟能縮短或減少此過程。

然而，GCP架構仍是一項新興的倡議，成效取決於六大因素，分別是政策與監理、政策連貫性、市場是否埋單、資金與技術、資料交換與管理、持續研發與技術創新。

對台灣三大產業而言，目前推動循環經濟又有哪些優勢或挑戰？

電子業》需提前五年準備循環經濟

以電子業而言，內部挑戰包括產品設計階段缺乏明確循環設計指引，角色定位也相當尷尬，原因是台灣很多廠商負責代工，決定權多半在客戶手上，若客戶不埋單，企業就算想做，恐怕也難以為繼。

此外，循環轉型是跨部門工作，內部溝通成本相當高昂，而再生循環材料的量也還不夠多，導致其成本較高。

在外部挑戰方面，電子業普遍需要更友善的環境，法規、政策需要時間強化與醞釀。加上循環相關驗證缺乏全球普遍標準或共識，電子產品供應鏈既長且複雜，難以取得推動高循環度產品所需要的所有階段資訊與資料。

儘管如此，電子業依然深具循環經濟的發展潛力與機會，尤其是歐盟正在推動ESPR（生態化設計）、DPP（數位產品護照）兩大制度，將成為台灣電子產品推動循環轉型的重要動力。

紡織時尚業》歐盟新政海嘯第一排

至於紡織時尚業，內部挑戰包括再生原料穩定性不足，可能依賴進口，而且循環再生認證與既有的安全、機能機制認證目前連結度也不夠，以及中小企業發展技術、產品時常面臨資金不足、融資困難。

外部挑戰方面，無可迴避的是法規門檻逐步提高，對中小企業挑戰極大，加上不同品牌對循環重點不同，導致製造商在技術、材料、做法、製程上都需要因應，導致製造成本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紡織時尚產品被列為歐盟ESPR、DPP優先或第一階段納入規範的項目，將為產業帶來巨變，最好提早五年準備，如果能做好準備，也代表掌握外銷歐盟市場的機會。

化學業》原料難回收，但仍有機會

而在化學產業方面，挑戰之一是純度與雜質問題。莫冬立解釋，化學製品多為製造業的中間製程材料，若要回收再用，會面臨投入材料純度是否足夠、是否有雜質等難題，導致特定行業的再生原料使用率不高。

同時，化學品種類繁多，單一公司可能有上千種化學品，難以找到一體適用的循環性衡量指標。

但即便如此，化學產業依然具有發展循環經濟的機會，可結合「生物基化學材料」，也可導入碳捕捉與封存技術，在製造過程中減少碳排放。

三大產業不約而同認為，如果要在台灣建立一套像GCP架構這樣橫量循環性的指標，必須具備六大要素：

一、邊界清晰與可驗證性：計算結果必須可驗證，方便與客戶、金融業溝通是否滿足法規需求。

二、政策與標準串接：應該和區域、國際、國家政策標準相互整合，避免企業因使用不同標準而重複計算。

三、涵蓋生命週期：不應只聚焦在企業自身的直接營運範圍。

四、數據透明與共享：透過數位科技，讓數據透明、可共用、分享。

五、市場信任與品質：計算結果必須可靠，具備一定品質，才能成為不同商業流程應用的決策基礎。

六、轉化效益：指標結果應該要反映減碳、自然保育、社會公平等方面貢獻。

金融業在循環經濟不可或缺

而金融業在產業推動循環轉型的過程中，扮演極為吃重的角色。企業營運皆需與金融業往來，而金融業對企業的期待，自然會被企業認為是必須執行的要求。因此，金融業可借助其影響力，要求企業提供循環績效表現，進而推動循環轉型與揭露。

另一方面，金融業也是資金供應方和創新促進者。金融業可在貸款中設定和循環轉型績效相關指標，鼓勵企業進行轉型。保險業也可以在企業的循環經濟新商業模式中，提供相關的風險承擔、承保，推動產業往循環經濟發展。

金融業更是生態系整合推手。許多企業的循環轉型都依賴上游供應商材料，這些供應商多是中小企業。金融業可將資金適度引導至有需求的中小型或微型企業，使其在技術發展、再生材料提供無後顧之憂，進而扮演整合生態系的整合者。

GCP架構預計在今年第30屆聯合國氣候峰會（COP30）正式發布。此架構最大的意義，是把循環轉型最重要的三個角色——企業、政府、金融業串在一起。透過三者共同努力，將能打造對循環轉型更友善的環境，創造更永續的未來。

根據 Circle Economy 與 Deloitte Global 共同發布的《2025 年循環落差報告》（Circularity Gap Report 2025），全球經濟中被回收再利用的資源比例正持續下降。報告指出，全球每年使用的 1,060 億噸原物料中，僅有 6.9% 被回收再利用，較 2015 年下滑了 2.2 個百分點。

人類正走在超越地球界線的邊緣

《2025 年循環落差報告》（Circularity Gap Report 2025）以「甜甜圈經濟學（Doughnut Economics）」呈現核心問題：外圈代表「地球的安全界線」，內圈象徵「人類社會的基本需求」。

目前，人類已突破至少六項地球限度（包括氣候變遷、土地使用、氮磷循環與生物多樣性），同時仍有數十億人生活在貧困與資源不均之中。CGR 2025 的目標，不僅是減少浪費，而是讓「人類福祉」與「地球承載力」回到平衡。

趨勢一：全球循環度再度下滑，線性經濟仍是主流

雖然再生材料、回收技術與政策倡議不斷增加，但線性成長的速度仍遠超過循環進展──CGR 2025 將此下滑視為警訊。每年全球開採超過 1,000 億噸物質，比 1970 年成長三倍；若現況不變，到 2060 年將再增長 60%。即使現有回收量持續擴大，也無法抵銷對新資源的需求。

報告指出，若能全面落實「再利用、共享、翻新」等策略，理論上全球循環度可提升至 25%；但要達成這一數字，必須徹底重構生產與消費邏輯。唯有讓「不生產即永續」成為設計哲學，才能根本改變現況。

全球資源消耗 50 年激增三倍。從 1970 年至 2023 年，全球物質開採量已從 300 億噸躍升至超過 1,000 億噸。最大增長來自建築材料與生物資源，線性經濟仍主導全球發展結構。圖片來源：《Circularity Gap Report 2025》

趨勢二：基礎設施與城市化推升資源提取量

隨著城市化與人口成長，對砂石、水泥與鋼鐵等非金屬礦物的需求快速上升。報告顯示，全球約 38% 的物流（包括原材料的開採產品與原料的進出口，與材料在經濟體內部的移動與轉換） 被投入建築、基礎設施與機械設備。這些材料多被封存在城市建築中，形成龐大的「物質存量（Material Stock）」，短期內難以再利用。換言之，我們正以不可逆的方式「鎖定未來的資源壓力」。

報告中呼籲，中低收入國家在城市擴張階段可直接採用循環設計，包括模組化建築、再生建材與拆解式設計，將決定 2050 年全球城市能否成為可利用的材料「儲存庫」。

趨勢三：化石燃料依賴未減，能源轉型仍在拉鋸

儘管再生能源發展加速，化石燃料仍占全球能源供應 82%，並產出 73% 的溫室氣體排放。各國政府每年仍提供高達 1.4 兆美元 的補貼，維持其市場價格與能源安全。

報告中指出，綠能產業的擴張也伴隨新的「資源壓力」製造太陽能板、風機與電池需要大量金屬與稀土，若無完善的回收體系，將重蹈開採循環的覆轍。

該報告建議各國同步推動「循環材料策略（Circular Materials Strategy）」，包括設備回收標準化、再生金屬使用比率提升與材料追蹤機制。

趨勢四：生物資源壓力上升，碳中和不等於永續

生物質（Biomass）是指來自植物、農業或有機廢棄物等可再生資源的能源形式，目前佔全球物流總量的 21.5%。雖被視為可再生資源，但若開發方式錯誤，仍會帶來土地退化、糧食競爭與生物多樣性喪失。

同時，CGR 警告，全球有約 2.2% 的生物質的流動（生物資源在全球經濟中的輸入、使用、排放與累積過程） 屬「非碳中和」類型，這意味著即便是所謂的「綠能」與「生質燃料」，也可能在實際碳平衡上造成赤字。

永續生物利用必須同時兼顧「時間、空間與生態完整性」三者：不只是碳能回收，更要確保土地可恢復、水資源可支撐、生態可共存。同時必須明白，再生不等於永續，唯有「生態性的再生」，才能支撐真正的循環社會。

全球 106 億噸物1061 億噸物質，最終只有 6.9 % 實現循環再利用。圖片來源：《Circularity Gap Report 2025》

趨勢五：治理與企業行動成為轉折力量

由於目前全球缺乏明確的「資源上限治理架構」，報告中建議建立類似「全球塑膠公約」的國際資源治理機制，透過設定具科學依據的指標與監測體系，將「循環性」納入國際貿易與政策協調。政策層面上，政府可透過三大槓桿行動：

1. 稅制轉型——從「勞動課稅」轉向「資源與污染課稅」；

2. 補貼重分配——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補貼，轉向支持再生材料與修復產業；

3. 跨國指標治理——建立全球循環性數據平台。

而至於企業方面，報告中強調「循環商業模式」正成為競爭力新核心。

從產品服務化（Product-as-a-Service）、再製造（Remanufacturing）到可追溯供應鏈，這些策略不僅能降低成本與風險，也能符合新一代永續揭露標準（如 ESRS、ISSB）。

系統轉型六大路徑：從行業切入的解方

報告中將全球物流量與排放源歸納為六大系統：

1. 建築與建設 – 推動模組化與再生建材；

2. 交通運輸 – 共乘、電氣化與車輛再製；

3. 食物系統 – 減少食物浪費、推廣植物性飲食；

4. 製造與消費品 – 產品可修復、延長壽命；

5. 能源系統 – 回收金屬、再生技術再利用；

6. 健康與福祉 – 減少醫療廢棄物、推動耐用醫材。

這六大領域占全球資源使用與碳排放的八成，也是推動系統性變革的起點。循環經濟的關鍵不在「單一產品回收」，而在「整個系統設計的再想像」。

公平轉型：讓循環經濟不只是效率，更是正義

報告特別提醒，循環經濟轉型若無包容性設計，可能加劇全球不平等。高收入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耗量是低收入國家的 6 倍，但開採污染與廢棄物處理的負擔卻多落於後者肩上。

因此，該報告呼籲各國落實「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確保再生產業帶來在地就業、技術共享與社會包容，並在國際合作中實施公平的資源稅與收益再分配機制。永續轉型若缺乏社會正義，終將失去長期穩定的基礎。

該報告最後以一句話作結：「We have the tools, but not yet the will.」——我們已擁有推動改變的工具，卻仍欠缺真正付諸行動的意志。循環經濟的挑戰，不在技術，而在決心。當政策、產業與社會能共同以「減量、再生、再分配」為核心行動，人類才有機會在地球限度之內，重新定義繁榮。

縱使美國在ESG議題上呈現倒退的情況，但在歐盟、日本、韓國等主要市場的綠色法規持續深化。清華大學永續學院院長范建得認為，中小企業若能有效配置資源，優化ESG策略，將獲得投資回報，並提出ESG的5大策略建議。

臺灣的中小企業（SMEs）正在打一場充滿不確定性的「客戶爭奪戰」（uncertain customer war）。在地緣政治衝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消費者價值觀變化，以及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與《臺灣供應鏈企業尊重人權指引》等新法規，正在重塑全球市場，客戶的需求和採購標準變得日益複雜且難以預測。在此嚴峻情勢中，ESG（環境、社會與治理）不再只是企業的道德責任，而是攸關生存與突破的關鍵戰略投資。

ESG：避險與逐利的雙軸引擎

有實證研究顯示，企業的ESG表現及其出口績效存在顯著正向關聯；其主要機制在於透過良好的ESG表現能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鬆綁財務限制，進而有效擴大出口規模。另外，也有研究指出，良好的ESG表現不僅能提升企業形象與信譽，還能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複雜度與附加價值。此外，更有研究指出，面對外部衝衝擊，ESG 表現優異的企業更能展現出強大的出口韌性，這再再證明ESG已成為影響企業國際化表現的重要因素。

對我國中小企業而言，推動ESG帶來至少三方面的直接效益；

1. 市場准入與訂單的保障

如今，全球主要品牌與買家，例如歐洲零售商、美國及日本科技公司等，已將ESG納入供應商評估標準，企業若能展現優異的ESG 表現，不僅能獲得長期合約，更能確保不被排除在供應鏈之外。

2. 降低融資與保險成本

健全的 ESG 報告有助於企業取得更優惠的融資條件。隨著綠色債券、永續連結貸款（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等金融工具之日益普及，企業借貸利率可望下降20至80個基點。此外，臺灣多家銀行與保險機構亦已推出相關產品，鼓勵企業投入ESG。

3. 成本節約與效率提升

透過實施節能、減廢、循環再利用等措施，企業通常能在2至4年內回收投資成本[5]，同時降低碳費與廢棄物處理支出，進而提升整體營運效率。

產業定性與區隔：精準投入才能放大回報

針對不同產業的特性，其ESG關鍵議題並不相同，如下表所示。企業若能採用區隔化的策略，不僅能確保有限的資源被精準地投入到最核心的挑戰上，也能讓企業的永續努力產生最大的市場影響力與投資回報。

透過產業特性區隔，中小企業可有效配置資源，優化ESG策略。針對各產業的特性進行定性分析，能幫助中小企業辨識並優先處理那些與其核心業務最為相關，且最能帶來顯著市場優勢與成本回收效益的 ESG 議題。此舉將確保企業的ESG投入更具策略性與實用性。

面對美國政策逆風：全球趨勢依舊向前

美國聯邦政策對 ESG 的態度近年來出現反覆，對跨國企業帶來了新的挑戰。例如，川普政府重新評估並削弱了氣候風險揭露的強制性規定，而部分州政府也同步限制公部門基金將ESG納入投資考量。在如此充滿政治不確定性的環境下，許多跨國企業因應壓力，不得不調整或淡化其在生物多樣性與多元共融（DEI）等領域的承諾。

雖然美國對ESG政策反覆不定，但並未動搖其在國際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多項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成的跨國企業並未放棄或退出 ESG 承諾，而是選擇調整策略以適應變化，並更積極地強化在環境與治理方面的實質行動。

ESG 5大行動策略：從可行性起步到規模化

1.優先處理「不做就會失單」的項目：企業應進行實質效益分析，盤點自身營運與主要市場的ESG風險及強制規定，找出若不執行將直接導致訂單流失的關鍵項目，並將其列為首要任務。

2.從能立即帶來效益的專案著手：優先啟動那些能迅速帶來成本節省或取得認證效用的專案，例如，提升能源效率、獲得ISO 14001認證、發布供應鏈尊重人權的法遵聲明等。

3.完善國際合規的驗證報告與溝通：企業應依循 GRI、CDP、SBTi 等國際規範架構，建立完整的ESG報告書，並主動向客戶、金融機構及投資人揭露其永續成效。

4.善用產業協同與共享資源：透過與產業公會、上游大廠或政府計畫合作等，企業可以共同分擔審計與教育訓練成本，降低單獨推動ESG的壓力。

5.運用政策與金融工具來規模化ESG績效：積極申請政府提供的綠色融資、稅負減免與補助，目前這些資源相對充裕，及早申請將能有效降低 ESG 投資門檻，加速永續轉型。

ESG是攻守兼備的市場通行證

綜上，ESG 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附加條件，而是進入市場的必要門檻與取得資本青睞的核心優勢。儘管美國在部分政治議題上對ESG的支持趨於保守，全球主要經濟體仍堅定維持其不可逆的立場。這對台灣中小企業而言，現在正是投入ESG的最佳時機。這不僅是為了鎖定未來訂單，更是為了確保融資優勢並降低營運風險，為企業建立長期競爭力。面對激烈的國際「客戶爭奪戰」，企業若能早一步進行策略佈局，便能為自己建立一道無可取代的護城河。

廢棄物若能轉化為「資源」，將釋放龐大商機。環境部也首次公開「台灣循環經濟路徑圖」草案。部長彭啓明指出，路徑圖的目標之一是提升資源回收利用率，計劃2050年將循環利用率提升至24%，較基準年2020年相比增加2.5倍。

3大指標衡量循環效益，盼降低國人物質消費量

根據「台灣循環經濟路徑圖」摘要，現行法規制度尚欠缺綠色設計準則、循環採購以及獎勵扶植資源循環產業等面向的法源依據，因此產品全生命週期管理、再生料導入規範等仍不完善。且資源結構長期仰賴進口，工業與能源等高資源消耗部門占比大，加上生活端減量與分類效能未完善，形成限制循環效能發揮的結構性挑戰。

若能將廢棄物視為「資源」，將蘊藏無限商機。彭啓明指出，過去手機回收往往個別進行，但若將其納入各產業考量，就能將廢棄物轉化為新的可用資源。

未來將用以下3大指標衡量台灣在資源循環上的成效：

1. 資源生產力：以循環設計、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強化競爭力與永續性。

2. 人均消費量：2023年國內物質消費量（DMC）為2.42億公噸，人均10.37公噸，消耗集中於營建、能源與重工業部門，盼望人均DMC可下降至每人6公噸。

3. 循環利用率：以高品質再生料供應與設計導向，投入端循環利用率提升至2.5倍。

環境部表示，草案也提出7大治理方向，包括法規制度、綠色設計、循環採購、綠色會計、教育與人才、科技創新、能資源利用。目前已經開始收集意見，預計最終版本可能會在明年年底提出。

環境部列出衡量循環經濟的指標，期望將資源極大化 ，廢棄物極小化。（圖片來源：環境部）

循環經濟路徑圖有6大產業，包括紡織、生物質、塑膠包裝、建築營建業、高科技電子業與能源與關鍵材料。

環境部已預告將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改名為《資源循環推動法》，並同步修正《廢棄物清理法》。這兩大母法目前正在行政院審議中，期望儘速送交立法院審議。賴瑩瑩指出，修法後《資源循環推動法》將需要制定綠色設計準則，並依不同產業技術發展相應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