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氣候風險、地緣政治與供應鏈重組的交錯下，企業面對的永續挑戰，已不再只是減碳與揭露，而全球永續競爭正進入「臨界點」，未來企業之間真正拉開差距的，不只是寫多少永續報告，而是能否把永續議題轉成治理能力、財務判斷與資源分配，把永續變成企業的未來決策。

從減碳走到自然風險 企業面對的不只是環境議題

過去提到企業永續，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減碳、節能與排放管理，但隨著自然相關風險升高，企業現在必須面對的，已不只是碳排，而是更複雜的自然依賴與自然衝擊。

「減碳仍然是必要條件，但現在已經不足以回答企業的所有風險。」自然風險和過去企業認知的氣候風險不同，不是線性衝擊，多半發生在價值鏈的上游。這也意味著自然風險不只是單一生態、物種消失的議題，而會直接影響企業經營的狀況。

「我們講到自然的議題的時候，它所面對的及它所需要了解的東西，那就不是只是一個能源碳排放的一個問題了。」企業必須更全面地思考自然界與自身營運的關聯，以及這些議題最終會如何影響企業的經營面與財務面。

《臨界點：全球永續承諾與突破報告 2026》提到，永續挑戰正從單一減碳要求，延伸到自然資本、供應鏈風險與價值鏈重構。當自然風險愈來愈常出現在原料、水、土地與跨區域供應鏈上游時，企業若仍只把永續視為環境部門的業務範疇，將很難回應接下來更複雜的經營壓力。

把永續變成治理能力 企業經營的下一個臨界點

從內部營運、財務狀況評估自然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只是企業市場競逐的入場券，能把永續從揭露工作轉成治理、決策與資源配置的一部分，才是企業搶佔市場先機的決勝關鍵。《臨界點：全球永續承諾與突破報告 2026》指出，全球永續監理正由「揭露規範」加速轉向「治理與問責機制」，企業差異化不再取決於是否完成揭露，而在於揭露內容是否一致、可驗證、可追溯。

報告也進一步提出「治理幻象（Governance Illusion）」概念，提醒企業差異化不再取決於「是否完成揭露」，而在於揭露內容能否維持跨文件一致性、採用合理且可驗證的假設，並具備可追溯之佐證資料。意即企業未來的挑戰，不只是把報告寫出來，而是能否讓永續資訊真正進入治理與問責機制。

「自然影響到成本和供應，所以它不會是一個環境議題，它是一個我們經營的狀態，需要從外部成本回推決策邏輯。臨界點的概念就像分水嶺，代表企業未來真正的差距，不再只是揭露多寡，而是治理能力是否跟得上。 」很多企業確實意識到永續的重要性，但核心的命題是治理和問責制度是否都有到位。

企業若想在競爭中取得先機，就不能只把永續當成對外溝通，而是要建立真正能運作的治理機制。從國際永續揭露框架與準則來看，企業其實已經感受到氣候風險必須被財務量化；接下來如何盤點風險、理解產業結構限制，並把永續放進決策優先順序，將成為企業經營的下一個關鍵。

自然正向成行動路徑 企業未來市場決勝局

當自然風險已從外部環境變成經營條件，企業若仍停留在揭露，沒有真正改善作為，代價將不只是法規壓力，還包括市場流失與競爭力下滑。溫麗琪直言：「漂綠的代價很大。」並提醒在國際追求零碳產品與綠色採購要求提高之下，企業若沒有改善，就可能失去競爭力與市場。 在國際對低碳商品的剛需下，自然正向不只是加分項，而是攸關訂單、客戶與市場准入的必備條件。

但反過來看，這也是企業重新布局的契機。自然正向不該被視為額外負擔，而應回到企業經營本質，成為管理成本、提高韌性與重整價值鏈的一部分。「自然的影響，它是影響到成本和供應。」企業若能提早理解自然風險如何影響成本與供應，就有機會把壓力轉成新的治理與經營優勢。

峰會另一個重要焦點，則是AI對企業永續轉型帶來的雙重影響。《臨界點：全球永續承諾與突破報告 2026》在科技與通訊產業分析中，也點出企業正面臨AI、資料中心帶來的新型環境衝擊。這代表AI不只是提升效率的工具，也可能成為新的能耗與環境壓力來源。

「AI其實是一個雙面刃。」「AI不能代替判斷，它只能放大我們的判斷力。」在他看來，AI最大的價值，是能把自然風險變成可以管理的訊號。

為什麼多數中小企業明明感受到壓力，卻遲遲不把永續當成優先策略？當國際規範與供應鏈要求快速逼近，永續已不再是「有餘力再做」的選項。本文第一線觀察，拆解中小企業最現實、也最關鍵的轉型關卡。

「目前會主動找尋協助永續轉型的中小企業極少。」但這並不等於中小企業不在乎，而是因為資訊有落差，許多企業主還沒意識到這些改變即將影響到日常營運，也就不會把永續當作優先要思考和改變的策略。

過去，許多企業對永續的理解就是遵守法規、編撰報告書或建立公關形象，是大企業或有餘裕時才可能去考慮的議題；但當供應鏈、資本市場與揭露準則的訊號愈來愈清楚，它已開始變成一種「能不能繼續做生意」的基本能力。

當永續走向制度化，企業更需要的是方法與陪跑

「要讓企業真正將永續納入核心決策，必須使用高層聽得懂的『財務語言』。」卓洋團隊不只懂會計，更招募了多元背景的人才。我們的任務是把國際上複雜的 ESG規則轉譯成企業語言，並透過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影響力衡量與揭露等接軌國際市場的多元方法論，將企業的社會影響力轉換為具體的成果定價。

在第一線溝通時，總是直球對決談「風險」。中規中矩談法規沒人聽得進去，把「不做會怎樣」攤開來，更能喚醒企業家們的危機意識。常用一個很直接的比喻提醒企業，別只顧著談數位化、AI或設備升級，「插頭一拔掉什麼都沒有了。」說的插頭，指的是電力與能源等最基本的資源條件。對中小企業來說，永續之所以重要並不只因為法規或口號，而是成本、供應鏈與營運穩定性，最後都會回到這些基本盤。

實戰兩步驟，為中小企業找回永續競爭力

不少企業家其實已經感受到客戶壓力，也了解趨勢在變，但缺的是把國際規範轉成具體步驟的能力；再加上資源有限，很多企業會先從免費資源或政府輔導開始，對付費導入系統與顧問服務較為觀望。這樣的選擇並不難理解，但如果一直停在觀望，行動就很難往前推。

因此，團隊在輔導時不急著先談評分或格式，而是先把永續還原成營運問題。第一步，是協助企業重新定義自己：你賣給誰？在價值鏈扮演什麼角色？替客戶解決什麼痛點？許多B2B中小企業其實技術不差、產品也好，只是長年在供應鏈裡，說不清自己的產品最後賣到了哪裡； 又造就了哪些價值；一旦說不清楚自己為什麼重要，就很難把永續轉成競爭力。第二步則是對標：你在哪個產業，就去看龍頭企業正在做什麼。因為永續壓力很多時候就是來自採購合約與供應商行為準則。當大客戶開始要求減碳、綠電或循環材料，中小企業躲不掉，差別只在於提早準備，還是被動應付。

做法上，不主張中小企業一開始就追求一次到位，而是先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切入點。以知名電商Pinkoi為例表示，平台雖然不像製造業有工廠需要減碳，但在永續創新服務團隊的建議與協助下，反而從自身優勢出發，整合永續設計與增設綠色標章專區，並賦能平台上的設計師，讓永續從源頭的設計就開始；另一個例子是阿默蛋糕，品牌從消費者最直接使用的刀具下手，導入較環保的材質與設計，並進一步把要求往供應端延伸。這些案例共同說明，不是每家企業都要走同一條路，而是先從最有感、最做得到的地方開始，讓永續成為可以累積的日常。

卓洋永續的社會影響力及永續創新服務團隊不是要替企業完成一份書面報告作業，而是協助企業看清社會風險、找到機會，把外部規則轉成內部能執行能持續改善的營運方式。當永續逐漸走向揭露、確信與財務的整合，對中小企業最務實的提醒也許是：不必一步到位，但不能再把它留到「有餘力」之後。因為真正改變的，已經不只是口號，而是市場信任與合作條件的標準。

全球暖化加劇、海洋溫度推升，甚至影響科學家在判斷聖嬰、反聖嬰現象時失準，原本週期性的氣候模式更難以預測。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於（2026）提出新的聖嬰、反聖嬰衡量標準，盼更真實反映太平洋冷暖的「相對」狀態。而專家示警，今年夏天可能出現聖嬰，並可能在2027年再度創下高溫紀錄。

聖嬰現象（El Niño）與反聖嬰現象（La Niña）是發生在太平洋的週期性氣候模式，熱帶東太平洋會在暖期（聖嬰）及冷期（反聖嬰）之間交替，影響全球各地天氣變化，導致當地乃至數千里外發生乾旱、暴雨、颶風或洪水。《對話》（The Conversation）網站指出，一般來說，聖嬰現象持續約一年，會與反聖嬰現象交替出現，整體週期約為2~7年。

令人憂心的是，近年來，聖嬰及反聖嬰現象持續時間比過去更長，伴隨而來的破壞也更大。2020至2023年間，本世紀罕見出現「三重反聖嬰」，長達三年完全沒有聖嬰現象。但2023年6月聖嬰現象出現後，每個月的氣溫屢創新高，使2023年成為史上最熱的一年，2024年則再度刷新紀錄。

根據今年1月《自然》期刊發表的研究，2023~2025年氣溫急劇升高，主要源於長期人為氣候變遷的影響，但也與當時反聖嬰年過度到聖嬰年的現象有關。

東京大學氣候科學家小坂優（Yu Kosaka）解釋，反聖嬰期間，溫暖的海水困在深處，導致海洋表面偏冷，地球釋放的能量減少。當時反聖嬰現象持續了三年，讓地球蓄積更多能量，後續聖嬰年地表升溫的幅度更加明顯。

「當反聖嬰轉變成聖嬰，就像蓋子被打開了那樣釋出熱量，」前NOAA氣象專家迪里伯托（Tom Di Liberto）形容。

從平均值到「相對指數」判斷聖嬰

儘管過去聖嬰及反聖嬰現象出現時間不同，科學家做預測時依然有跡可循。

但近年聖嬰與反聖嬰的預測有時明顯失準，像是2016~2017年的反聖嬰現象比預期更為強烈，使得東北非秋季降雨嚴重不足、印尼降雨過量；2024年，颶風海倫（Helene）重創美國東南部，當時預測指標並未顯示反聖嬰現象逼近，也因而低估了颶風的破壞力。

過去75年來，氣象學家判斷聖嬰及反聖嬰現象的標準，是將三處熱帶太平洋地區的平均海洋溫度，與過去30年的平均值做比較；比平均值高出0.5℃即為聖嬰，低0.5℃則為反聖嬰。

然而，全球暖化讓太平洋溫度快速上升，普遍高溫則使得聖嬰現象更難辨別。NOAA原本每十年才會更新一次30年平均溫度，但因海水升溫幅度太大，後來改為每五年更新一次，不過，仍舊跟不上海水升溫的速度。

今年2月起，NOAA推出新的評估標準「相對海洋聖嬰指數」（Relative Oceanic Niño Index，RONI），改與地球上其他熱帶地區的海溫做比較，讓指數更能真實反映太平洋冷暖的「相對」狀態。

2027年或再現高溫

「『正常』氣候狀態早在十幾年前就不復存在，」美國伍德威爾氣候研究中心（Woodwell Climate Research Center）的專家法蘭西斯（Jennifer Francis）表示，面對日益嚴峻的極端氣候，「每個人都該繫好安全帶。」

根據NOAA預測，反聖嬰現象自去年9月開始減弱。預計最快今年夏末到秋季就可能出現聖嬰現象，如果出現得早，將抑制大西洋颶風活動，而2027年全球氣溫將會升高。

研究人員表示，下次聖嬰現象強度至少與上一次一樣強的機率約為1/3，可能成為繼2024年後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

台灣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已滿三年，各項氣候治理法規陸續到位。其中，最具減碳成效的碳費搭配自主減量計畫制度，將在今年5月正式收費。台灣在接下來的2030年、2050年減碳目標、氣候治理如何更進一步？加速減碳的同時更提升社會支持度？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統計，台灣年排放量2.5萬公噸以上、需繳納碳費的工廠共有465廠，排放量總計1.45億噸、佔全國總排放量52%。目前已有430廠提出自主減量計畫，預計透過轉換低碳燃料、改善製程、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等方式降低碳排放。

所有自主減量計畫，皆需符合行業別指定削減率、或技術標竿指定削減率，才可適用每公噸碳費50元或100元的優惠費率；使用再生能源的自主減量計畫，也必須提出具體說明。

展望2035年的國家自定貢獻NDC目標，考量業者目前提出的自主減量計畫「已經把毛巾擰到一個極限」，單靠調高費率恐無法達到加大減碳成效。因此，未來將推動總量管制排放交易（ETS）制度，並於2027年開始試行規劃，她說：「我們已經掌握業者的排放狀況，以這個為benchmark，搭配國家減量目標來管理排放量。」

下一步該調升碳費費率還是推動排放交易？

「台灣目前的碳費費率，還不足以推動更有效的減量。」鄰近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都預計在未來幾年調漲碳價或加嚴制度，台灣也應逐年提升費率，以在2030年讓碳費達到1200元至1800元。

此外，環境部也應完整公開企業提出的自主減量計畫及執行報告，以確保企業的減碳效益及途徑受到監督和檢視。

儘管環境部將ETS制度放入政策規劃方向，但不少環境團體及學者持保留態度。

韓國雖有ETS制度，但由於免費配額過多、排放上限過於寬鬆，導致實質減碳效果不足；且來自鋼鐵等產業的遊說力道過強，讓免費排放配額廣泛存在，也進一步削弱碳交易機制效果，同時不利綠色產業發展。她說，若要讓ETS機制發揮效果，需確保一定市場規模，增加交易流動性，但考量市場交易容易讓價格有較大波動，穩定的碳稅制度或許是更適合的途逕。

氣候法在制度設計上獨厚既存排放源、對新設排放源不利，進而抑制產業轉型更新潛力；此外，目前碳費制度未針對運輸部門、住商及中小企業等電力消費部門課徵，導致仍有近半排碳源未納入碳費制度中。

至於ETS制度，無論是排放額度交易、或是減量額度交易，業者申報資料都可能造假，增加行政部門查核成本，且減量額度交易也不符合外部成本內部化的原則。短期應先執行碳稅或碳費，長期則可採用ETS搭配碳稅，並設定交易價格上下限，

「支持短期以碳費為核心，但如果2027年要加入ETS，可能會讓政策訊號變得混亂」，台灣排放源高度集中大型企業，不利ETS運作所需的市場流動性。ETS所需的拍賣、登錄與交易系統將耗費大量行政成本，企業可能也需要更多時間熟悉相關機制，考量碳費政策上路不到五年，不應直接加入交易機制。

台灣的氣候法制可以如何深化？

政府可借鏡歐盟的運具電動化政策，利用《氣候法》中效能標準的相關規範，以超過標準值就要收費的原則，引導台灣汽機車轉型。

在碳定價制度之外，現行的《氣候變遷因應法》及整體減碳工作，也有可再更臻完善之處。

目前政府雖然訂出2030年電動機車佔比35%、電動車佔比30%的計畫，卻沒有具體政策引導，現行的能效標準也太低，讓業者沒有拓展市場的誘因。建議環境部應結合現行《氣候法》中效能標準設定及碳足跡及盤查工具等手段，提供具體的運具電動化政策訊號，以推動相關進程。

《氣候法》立法時未訂定罰責，因此無法具體訂定效能標準，但未來環境部應可加強和經濟部合作，推動公共工程低碳採購標準，透過公共工程帶動產業轉型。

《氣候法》要能進一步帶動社會轉型

「《氣候法》介定政策目標、提供分工框架，但政策目標應該是轉型、而不只是減少碳排放。目前各部門執行的時候，都忽略了轉型的意義。」台灣氣候政策目前看來更著重台灣企業在全球淨零趨勢下的競爭力，若要實質減碳及調適、達成實質且長期的轉型目標，除了建立法制外，應設計獨立委員會、避免民主制度下政權輪替造成政策變動，並設計處理轉型衝突與障礙的法律機制，以及納入中央及地方的治理協作，才可能走得長久。

氣候變遷下調適工作也是重要一環，但台灣目前仍缺乏最初始的衝擊影響評估，社會在發生像馬太鞍堰塞湖這樣的重大事件後，也多著重咎責，而未深究後續如何提升災防與水土管制工作，未來應持續透過公正轉型機制與社會溝通，了解氣候變遷帶來的實際衝擊，並建立相應的調適政策。

台灣目前的NDC目標並不符合IPCC所建議的溫室氣體減量路徑，也未考量碳預算。她說，台灣的《氣候法》並未納入公民訴訟條款，民間無法針對政府的不當氣候目標提出救濟措施。

儘管台灣溫室氣體排放量僅佔全球的0.5%、遠低於主要開發國家，但「不能指責別人的排放來免除自己的義務。」台灣雖訂出減碳目標，但另方面半導體與AI產業的用電量仍逐年倍增，「我們需要無止盡的再生能源，核電要重啟，天然氣一直蓋，燃煤也不能除役，台灣真的有辦法承受這樣高強度的開發嗎？我們如何緩解這些開發對在地的衝突？」

關於減量路徑及碳預算，台灣的NDC 3.0具體規劃格式已遵循IPCC建議，同時參考COP28的全球盤點結果，訂出2035年36-40%的減量目標。另外細部規劃則使用本土低排放分析平台LEAP，輸入減量對策及社會經濟參數，推算排放量、減碳量及目標，並參考國際能源總署及IPCC的數值逐年更新，建立由上而下的減碳目標。

2026年預估碳費收入45億元會怎麼用？

氣候變遷署綜整各項減量計畫後估計，2026年碳費將為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帶來45億元收入。其中，11.6億元用於推動氣候變遷署的業務費用，18億元用於獎勵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投資、及地方政府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工作，加上其他利息及部會工作補貼，總支出金額為40億元，剩餘金額的具體用途，將在5月收款後再討論。

事實上，碳費收入也有機會成為促進淨零轉型的工具。《氣候法》通過時，許多人擔心徵收碳費會造成綠色通膨，可以想見未來若碳價進一步提高至每公噸1,200元以上、會有更大反彈，應從現階段開始利用碳費收入提升社會對轉型的支持。

碳費收入可用於協助較難減排的重工業轉型，如補助低碳公共採購的綠色溢價、優先投入高難度減碳基礎建設等；或是比照國科會的公民團體創新示範與沙盒試驗計畫，鼓勵公民社會參與淨零轉型。他說，政府也可嘗試推動有減碳效果的實驗性創新政策，如節能家電補助、維修券，或是比照「文化幣」的「淨零幣」等，結合食衣住行的折扣，讓人民更有感。

碳稅和碳費都會造成所得分配惡化，必須透過其他手段將稅收還給低收入階段。另一方面，考量2050年後台灣不止要淨零、甚至需要負排放，政府應現在就開始考慮碳移除工作所需的費用，將相關收入用於未來所需。

《氣候變遷因應法》為台灣氣候治理樹立了里程碑，然而制度到位不等於轉型成功，下一階段如何藉由法規、政策工具及碳費收入，實質帶動台灣社會朝向淨零社會邁進、同時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將是政府及民間新的努力方向。

相較大企業，AI能為中小企業帶來更高的槓桿效益，是中小企業彎道超車的關鍵。導入AI的關鍵不是錢，而是先釐清痛點，找到 AI 可解的場景，否則容易淪為技術跟風。

利用AI節能減碳，企業可以怎麼做？有沒有任何產業都適用的案例？

幫捷運做溫度控制。

捷運尖峰時段人非常多，譬如下班時間，或者是捷運周邊的百貨公司週年慶期間，人潮會突然很洶湧，有時後還會遇到下雨。在一個人多又潮濕的空間，一定會覺得很不舒服。那麼以前都怎麼做呢？以前就是把冷氣開得很強，但有時候太冷，反而造成反效果。

研究顯示，人在一個空間裡面的舒適程度關乎空間溫度，當我們可以判斷一個捷運站裡面有多少人、外面有沒有下雨、環境溫濕度的時候，就可以更有依據地調整公共空間的冷氣空調，達到最舒適的溫度。好處是既可以讓空間裡面的人覺得滿意，也可以省電，避免我們把冷氣開太冷。

像這樣的應用場景，我們不僅可以應用在捷運站，也可以用在商辦大樓，或是百貨公司、商場。我們在研究的時候發現，以前大家都很習慣說我們省電，那就把冷氣控制在26度，但是我們發現「吹風」也會讓人感覺舒服，所以你可以風開大一點、冷氣的溫度調高一點，把風量跟溫度控制做一個交叉組合，更有效地省電減碳。

除了節能減碳，AI還能幫企業達到哪些永續效益？

台中有一家百年製麵廠，已經傳承到第四代。他們的麵團要好吃，都要靠第三代舅舅的「黃金右手」——他要摸完麵團的筋度、黏性，才能夠評估這個麵能不能出廠。這件事情如果要傳承到下一個百年，只靠舅舅的右手其實很難永續。

所以我們怎麼幫一個企業做到永續發展呢？我們設法在舅舅攪拌麵團的時候，透過量測攪拌桶的攪拌速度、麵團的含水率、攪拌桶裡的溫度，來評估舅舅「好吃」的指標 。用數據科學的方式去做度量，再盡可能貼近舅舅的價值觀；然後用AI把這個邏輯學起來之後，我們就可以讓「舅舅的右手」永遠存續下去，做到永續的傳承。

沒有大企業的雄厚資源，為什麼中小企業更該導入AI？

台灣中小企業非常多，對中小企業來說，其實單一專案導入AI的價值可能比大企業更高。AI應用在2026年這個時間點，它的發展已經很接近「人人都可以用」的階段了，當然還有一些導入成本，或者是熟悉程度的差異，我覺得企業可以花一點資源、訂閱費去投入。

特別是中小企業做這樣的投入，對公司的槓桿效益遠高於大企業，你提升的競爭力，以比例來說更強大。AI已來，它不是遙遠的未來，它就在你身邊，你只要願意投入，其實你會得到很大的回報。

利用AI解決永續議題，最大的成本可能不是錢，而是主事者有沒有靜下心來想他要解決什麼問題、這個問題是不是能夠被AI解決。企業真正的瓶頸通常在於，沒辦法在「AI可以做什麼事」和「企業痛點」之間找到橋樑，然後往下做。因為現在AI的導入門檻已經極低，跟十年前已經不一樣了。

在這個時間點，應該先想一下：既然AI應用開發的成本這麼低，對你改善最顯著的痛點跟解決方案到底是什麼？想清楚之後，你只要願意投入，一定會有成果。

如何將AI應用真正融入企業治理架構，打造永續文化？

我覺得這可以從企業的三個層級來做分析跟分享：

1. 第一個層級：決策者
   我們呼籲決策者正向地看待AI，相信AI對他們企業有幫助，這個幫助包含但不限於商業效益，而有可能是影響到他們公司未來。台灣其實非常多百年老店，對經營者來說，下一個一百年，他們的企業文化如何注入AI DNA，幫他們走到下一個成長曲線，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2. 第二個層級：管理者
   中高階管理者在意的是AI導入之後，管理風險能不能下降、AI會不會有些危險性，影響他們的營運治理。這個時候要評估的是有哪一些工作流程可以先讓AI試做，找一些 quick win，低垂果實先做，讓他對AI更了解、增加一些信心。進行一些pilot run之後，發現原來AI有什麼樣的問題點，然後可以怎麼解決，再逐步地放開。
3. 第三個層級：使用者 
   AI的直接使用者在意的問題是：AI有沒有可能取代我？我覺得比較正確的心態應該是——如果你會用AI，你的競爭力會比不會用的人更高。而且這個更高可能不只一兩倍，根據我們公司內部統計，生產力可以增加三到五倍，甚至有人是增加十幾倍。

你的生產力會影響到你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所以對於經營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來說，接納AI其實對他們都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