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理事長、台積電資深副總裁侯永清於首度表態，協會支持重啟核電以取得更穩定的能源供應。不過反對者則認為，核能跟再生能源無論在電網調度跟投資資源都存在排擠效益，台灣無法再回到「基載電力迷思」。進一步探討核能是否能與綠能共存？背後牽涉電網調度邏輯、投資資源分配與整體能源轉型路徑的評估。

核電重啟牽動電網重新設計

經濟部宣布，已將核三再運轉計畫函送核能安全委員會審查，核安會再宣布，已在今天召開核三廠再運轉計畫實質審查準備會議，表示將嚴格執行核三廠再運轉計畫及相關送審文件審查作業，依進程審查相關資訊，並陸續公布在「核電廠再運轉審查管制」專區。

台灣目標2025實現非核家園，2050年再生能源比例達到60至70%，搭配9至12%氫能，剩下則是碳捕集與封存（CCS）技術的火力發電，並無任何核能規劃，如今政策加速的背後，電網層面的挑戰才正要浮現。

過去台電電網韌性計畫都是在「非核」前提下進行規劃，例如電力如何從發電端輸送到科技園區等。但如果政策轉向、考慮重啟核能，整體電網韌性規劃其實都需要重來或大幅調整，否則出現邏輯不一致的情況。

此外，近年來氣候變遷、極端天氣頻傳，傳統能源供電韌性較差。尤其發輸變電設備資產容易受到極端天氣條件的影響，熱浪會導致設備過熱並降低發電廠的效率。在長時間的高溫下，火力發電廠可能面臨冷卻挑戰，這會導致出力減少或暫時停機。

過往在夏季時間，法國、瑞士、美國等地多座核電廠都曾因水溫過高而降載或停機，增強供電系統的韌性需要多樣化的能源結構、對先進電網技術的投資以及先進的預測和規劃方法。

挑戰二：高再生能源占比下，核電調度彈性低

當再生能源滲透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後，核能機組的低調度彈性，凸顯電網系統整合的矛盾。

在約60%至70%再生能源的情景中，即使是相對有調度彈性天然氣機組，在冬季時段也需要「讓位」，更難以想像再加入核能，即使是核二、核三重啟，占比約10%，對系統來說負擔都很大。

目前官方論述常提到「能源轉型2.0」，想以再生能源為主、核能與燃氣為輔。但國際能源總署（IEA）分析也指出，核能屬於傳統基載機組，啟停速度慢、調度彈性低，即便法國近年嘗試透過機組翻修與補強，盼提升既有核電調度能力，但在實務運作上仍難以驗證可靈活調度。

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是彈性資源與市場機制的深化。對於調度運轉時間占比不大的尖峰用電及機組突然跳機的緊急情況，應積極引入更多市場機制，整合民間電能資源，成為另類的虛擬電廠，提供所需的系統調度彈性，核能機組很少被利用來提供這樣的調度彈性。

可透過時間及地點電力供需情況，評估個別彈性資源對整體電網穩定運轉的空間及時間價值。除時間電價外，給予區域虛擬電廠不同誘因，反映用電成本至區域電價，強化區域電力供需平衡，創造更多用戶參與電能市場的機會，為電網穩定提供支援。

若電網要持續脫碳、永續，須引入新的韌性考慮因素，其中之一是「電能資源適足性」，指電力系統滿足用戶電力需求的能力，尤其在極端天氣條件下。風能和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的整合，需要強大的儲能系統解決方案和電網管理策略，以保持資源充足性並應對間歇性挑戰。

過去十年台灣一直在努力擺脫「基載電力迷思」，發展再生能源與儲能。但如果核能重啟，等於又回到基載思維，也可能壓縮儲能、燃料電池等技術的發展空間，降低業者投入意願。

挑戰三：政策與投資資源拉鋸，核綠共存考驗長期路徑選擇

爭議不只存在於電網技術層面，還牽涉到整體的資源分配。例如在立法院審查預算時，已經出現希望刪減離岸風電或小型光電補助，理由是質疑「非核家園政策」負面影響，這類政治訊號會直接影響再生能源的預算配置與市場信心。

然而電網並非無限大，原本在屏東或北東電網，隨著核電除役可以釋出新增併網容量，一旦核電重啟占用這些容量，再生能源發展空間將受到實質壓縮。

目前政府推動再生能源與儲能等分散式系統，讓輔助服務、需量反應與容量市場等機制蓬勃發展。如果回到基載型電網的系統，這些「輔助服務市場」的角色可能被壓縮，虛擬電廠（VPP）或需量反應機制，推動難度會提高。

核能接受度有所增加，但鄰避率仍過半、比再生能源高。（圖片來源：中研院社會所林宗弘研究團隊調查）

對於未來能源走向願景，各國有不同的地理環境、地緣政治議題及用電需求，「核綠共存下，核能是否扮演長期基載角色，取決於在不確定的未來中，包括是否發生重大核安事故、淨零義務強制性對產業發展的影響、電力供需情境及主政者的意志。」至於重啟核電是否會影響電價，他指出，考慮各項成本，占比不高的核能延役或重啟對電價的影響則不高。

值得關注的是，民調顯示核能支持度有上升，部分調查甚至高於光電。但若問題改為「是否願意核電設在你家附近」，支持度便會明顯下降，顯示當討論回歸到空間與現實承擔，社會共識其實尚未真正形成。

核綠共存並非單純的「要或不要」，而是牽動電網設計邏輯、調度彈性與資源分配的系統性選擇。在供電穩定、減碳目標與產業發展之間，如何建立一套具備彈性與一致性的電力系統，才是真正關鍵。

薄膜塑膠因周轉快、回收難，成為供應鏈波動下最先崩潰的一環。當政府加開產能救急時，我們應反思，減塑不只是環保口號，唯有擺脫「即棄文化」，才能在資源危機中，守住真正的生活便利。

這陣子，塑膠袋突然成了新聞焦點。有些人第一反應可能是：不就是少幾個袋子嗎，有這麼嚴重嗎？或是用更正面的想法思考：不如就趁此改用環保袋！

但如果只把這件事看成短期缺貨，反而會錯過它真正值得討論的地方。因為塑膠袋，它是整條石油、石化、包材到零售民生供應鏈中，最接近我們生活、也最容易被看見的一環。

為什麼是塑膠袋先出問題？供應鏈的關鍵差異

塑膠袋和我們平常想到的塑膠製品，其實很不一樣。

這也是為何在這波中東戰火，即使台灣政府大力維穩油價，避免民生資源動盪，但「塑膠袋之亂」卻首先竄出。

像臉盆、收納箱、玩具、塑膠椅，雖然也來自石化原料，但它們通常比較厚、使用時間比較長、庫存週期也比較久。供應鏈就算有波動，未必立刻反映在日常生活裡。

不過塑膠袋、垃圾袋、包裝膜、食品袋這類薄膜塑膠不一樣，它們是高頻率、低單價、周轉很快的基礎耗材。也因為如此，只要上游原料一緊，下游很快就有感。
這次戰爭造成「石油腦」供應短缺，石油腦是原油提煉的輕質油品。原油進煉製系統後，變成石化原料，是塑膠、人造纖維的重要原料。圖源：shutterstock

觀看塑膠袋的製程，從原油進煉製系統後，變成石化原料，再裂解成乙烯等基礎化學品，接著做成聚乙烯塑膠粒，最後才進入吹膜、製袋、印刷、分切等加工流程，變成我們日常看到的購物袋或包裝袋。

所以當大家在討論袋子不夠時，真正吃緊的往往不是成品，而是更上游的原料與供應調度。

當務之急是加開原料，但體系缺口何時補？

塑膠袋之亂，它真正影響的是整個社會的「包裝能力」，像是市場買菜要裝袋，餐飲外帶要打包，物流要防潮防污，清潔系統要有垃圾袋，食品零售也需要各式各樣的內襯與封裝。

平常大家很少意識到，這些便宜、輕薄、看起來不起眼的一次性塑膠，早就深深嵌進民生系統裡。它們存在感很低，卻不知不覺成為一般人日常依賴的重要原件。

過去談塑膠，最熟悉的語言多半是污染、回收、海廢、減塑。這些都很重要，但這次事件提醒了眾人，塑膠其實不只是垃圾問題，更觸碰到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矛盾。

大家很愛講「塑料循環」，聽起來好像只要做好回收，塑膠就能重新變成資源，再回到系統裡。但塑膠袋偏偏是最難真正進入循環的塑膠之一。
塑膠袋使用後耗損多，也難回收，多作為一般垃圾。圖源：shutterstock

塑膠袋相比其他製品來講，太薄、太輕、太容易沾汙，又常常混雜不同材質。理論上不是不能回收，但現實中，要把它乾淨蒐集、分類、清洗，再做成有價值的再生材料，難度高、成本也高。最後能真正回到高品質循環體系裡的，其實很有限。

平常很容易把「回收」、「重複使用」想成是塑膠問題的答案，可一旦真的碰上供應危機，社會依賴的仍然是新的石化原料、新的塑膠粒、新的生產能力，而不是既有廢塑膠的循環系統。

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台灣政府應對塑膠袋短缺的做法，是讓中油四輕提前開爐生產乙烯，緩解接下來可能會有的短缺缺口。

減塑口號？不只是愛地球，而是擺脫風險高的依賴

這次塑膠袋風波真正揭露的，可能不是「大家太愛用塑膠」，而是另一件更根本的事，我們的民生系統，依然建立在大量廉價、即棄、石化型包材之上。

平常運作看起來很有效率、很便利，但只要上游出現波動，最脆弱的地方就會先露出來。

現階段持續運用加強產能、配銷的方式，雖能解決短期的混亂，但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塑膠袋供應什麼時候恢復正常，而是哪些民生場景其實已經過度依賴一次性塑膠？哪些地方沒有替代方案？哪些包裝設計從一開始就不利於循環？如果未來還要面對更多能源、地緣政治與供應鏈波動，能不能把「減塑」從環保口號，往前推進成民生韌性的設計問題？
塑膠袋短缺，部分民眾偏無感，原因就在於平時購物會自備環保袋。而台灣政府短時間應對塑膠袋短缺，則是加開生產、確保供應無虞，可見大多數製造與通路還是依賴塑膠袋，不論是包裝還是用來裝盛的細節之處，但這也是一個好時機去思考替代轉型。圖源：shutterstock

建構更有韌性的民生社會，也要從不同角色的角度重新思考：

政府盤點哪些產業與生活場景最依賴一次性薄膜塑膠，哪些地方可以優先導入重複使用、減量設計或更單純、可循環的包材。

企業也不該只等原料恢復正常，更該重新思考包裝是不是一定非一次性不可。

至於消費者，也不只是少拿一個袋子那麼簡單，而是重新理解，少用一點一次性塑膠，減少的不只是垃圾，也是在降低整個社會對脆弱石化鏈的依賴。

前兩年忙著推DEI（多元平等共融），今年要準備碳費、CBAM（碳邊境調整機制）、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規範，明年還得應付歐盟的《永續生態設計法規》（ESPR）跟即將上路的「產品電子護照」（DPP），企業永續團隊的工作老是應接不暇。然而，若從長遠角度思考，企業的ESG專案該如何選擇呢？

大致上來說，企業推動的ESG行動不出以下三種：

第一種，是以「合規」為目的。比方，政府法律對企業作為的明文規範，如:誠實納稅、不准聘用童工、財報不能做假等。另外，還有國際供應鏈跟品牌買主的要求，如歐洲客戶叫你善待員工、別對外籍移工額外收費等。總之，這種都是別人來要求的，一旦違反，就可能面臨法治懲戒或喪失訂單，企業只能乖乖配合。

第二種是「善後」，解決自己造成的麻煩。像是做金融服務的，必須保障好顧客的隱私跟資料，製造業則要盡力消除營運流程帶來的環境衝擊，前陣子喧騰一時的「土方之亂」即是明證，營造土木行業本來就該好好處理自己產生的建築廢棄物，國際上說的「延長生產者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概念，就是要求企業負起產品回收和後續處置的政策手法。

第三種，是對外在社會「創造影響力」。例如，不少企業會到偏鄉地區幫忙做學童的課業輔導，或以捐贈物資、結合自身專業職能等方式，替弱勢族群提供生活扶助資源。要不就是出錢出力，帶隊外出投入保育活動。這些都是憑著一股善心，想要替公司外的社會和環境帶來更多正面價值。

很多人應該都看得出來，現階段企業絕大部分的人力跟資源，幾乎都在忙著應付第一種
（求合規）ESG任務，而且大多是背負時間壓力的緊急任務，只想趕快把千瘡百孔的永續罩門補起來，免得被罰或掉單。

相對的，又有些企業選擇把心力投注第三種專案（外部影響力），想藉此爭取品牌好感度和公益美名。這本來不是壞事，只是，不少公司卻因此忽略了前兩種任務，還誤以為這就是最高等級的ESG表現。例如，不少建商很愛贊助藝文活動，直到發生土方之亂，才讓各界驚覺，他們連基本的環境副作用都沒處理好。

話說回來，如何替公司建立長期的永續策略呢？不妨透過以下三個同心圓來思考。

三同心圓思考，逐步摸索自家ESG策略

第一個圓，是公司成員喜歡的事。這方面意見會很多元，例如，董事長酷愛慈善捐贈，不時出入各種公益場合，永續長則偏愛教育專案，經常親自帶隊下鄉服務，而基層員工又喜歡到野外參與保育行動。

第二個圓，是公司本身擅長的事。這關乎每家公司所具備的專業職能和產業領域，例如，開工廠的製造業專精於生產流程（但擅長品項各不相同），擁有大批連鎖門市的服務業，則有密集的宣傳網絡和服務管道，至於掌握資金活水的金融業，也能把獨特的財稅知識和融資專業拿來幫助人。

第三個圓，是外界期待你做的事。不可諱言，多數社會團體都希望企業多捐錢，但企業可以貢獻的，絕對遠不止於此。另一種壓力則是，外部利害關係人期待企業主動協助解決某些社會問題，從拯救環境、照顧弱勢、改善勞動人權，甚至是幫忙緩解少子化等國安議題，都可能在外界的許願清單裡。

如果能在上述三個同心圓找到交集，那應該就是最完美、也最具實質效益的ESG專案了。不僅能夠滿足同仁的熱情跟善心、發揮企業擅長的專業職能、還可以回應社會對公司的期待。

但難就難在，要同時兼顧這三種訴求的ESG專案，必須花費一番時間去好好摸索跟討論，不僅先得跟各方利害關係人充分溝通，調查員工、客戶、投資人或供應商在意什麼？還要進行重大性分析，找出對公司影響和衝擊最大的ESG因子是什麼？

ESG不是叫企業包山包海、無役不興地什麼都碰，而是要找到對自己最有關聯跟影響、也符合產業特性跟外界期待的交界點，先求把事「做對、做好」；而不必一下就想「做多、做大」，急著把戰線開到滿，反而讓團隊疲於奔命！

簡言之，ESG的專案選擇跟實踐路徑，要有一張清楚的策略藍圖，以及短、中、長期的時間表。主管應該讓永續團隊清楚公司的長期願景，還有目前的執行進度，否則，當大家每天都陷於短期又急迫的焦灼任務裡，很容易一下就被榨乾，甚至因此喪失做永續的熱情。

本週永續快訊聚焦 五個焦點動態。研究指出，乾旱正加劇抗生素抗藥性風險，顯示氣候變遷已擴散至公共健康領域。能源政策方面，美國終止離岸風電並轉向化石燃料，凸顯轉型路徑出現分歧。企業端則由英國產業啟動跨供應鏈減碳承諾，強化範疇三排放管理。另一方面，歐洲提出以低價甚至免費電力因應再生能源浪費，反映電網瓶頸問題。區域轉型上，澳洲因能源價格壓力加速推動電動公車，顯示交通電動化已連結能源安全與公共服務。

1. 乾旱加劇抗生素抗藥性，氣候變遷成公共健康新風險

由美國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加州理工學院）研究團隊發表最新研究指出，乾旱正顯著提升土壤中抗生素抗藥性微生物的濃度，並與全球臨床抗藥性案例呈現高度關聯，顯示氣候變遷正加劇公共健康風險。

研究分析超過100個國家的臨床資料與土壤微生物數據，發現「乾燥程度（aridity）」與醫院中抗藥性比例高度相關。乾旱會使土壤水分減少，導致天然抗生素濃度提高，進而加速細菌篩選出具抗藥性的菌株；同時，乾燥環境也會改變抗生素分解速度與細菌生理狀態，進一步強化抗藥性。

抗生素抗藥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已是全球重大健康威脅，僅歐洲每年即造成超過3.5萬人死亡。研究預估，2025至2050年間，全球可能有3,900萬人死於相關感染。

此外，隨氣候變遷加劇，全球乾旱地區人口可能在本世紀末達50億人，使風險進一步擴大。研究呼籲採取「One Health」整合策略，從人類、動物與環境系統共同應對抗藥性問題。

2. 美國砸近10億美元終止離岸風電計畫，能源政策轉向化石燃料

美國內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DOI）宣布與法國能源公司TotalEnergies SE達成協議，支付最高約9.28億美元，終止其位於紐約與北卡羅來納外海的離岸風電開發權。作為交換，TotalEnergies將放棄相關租賃，並轉向投資液化天然氣（LNG）與美國墨西哥灣油氣開發等化石燃料項目。

此舉標誌美國能源政策重大轉向。原先離岸風電被視為實現減碳與能源轉型的重要支柱，但政府認為其成本高且不穩定，選擇優先支持可提供基載電力的傳統能源。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NREL）曾評估，美國離岸風電潛力龐大，但目前實際裝置容量仍有限。

分析指出，此政策變動可能削弱投資人信心，並影響美國長期減碳與能源結構多元化進程。

3. 歐洲擬推「免費電力」因應再生能源浪費，電網瓶頸成關鍵挑戰

歐洲在能源危機與油價飆升背景下，提出以「免費或低價電力」取代關閉風機的政策構想。英國能源安全與淨零部（Department for Energy Security and Net Zero）宣布，將在風電過剩地區試行向居民提供優惠甚至免費電力，以減少再生能源浪費。

報導指出，歐洲電網基礎設施老舊，無法有效輸送分散式再生能源，導致大量風電與太陽能被迫「棄電」。2024年歐洲因電網壅塞造成的再生能源浪費高達約72太瓦時，相當於奧地利全年用電量；相關調度與補償成本接近90億歐元。

分析指出，現行電網設計以集中式化石燃料發電為主，難以因應離岸與偏遠地區的再生能源輸送需求。專家認為，除了短期價格誘因，更需大規模電網升級與儲能投資，才能真正解決能源轉型瓶頸。

4. 英國產業啟動跨供應鏈氣候承諾，加速範疇三減碳

英國能源、運輸與建築環境相關產業共同啟動「2050 Connected Climate Commitment」，由英國能源基礎設施製造商協會BEAMA主導，目標是推動企業從單一減碳承諾，轉向跨供應鏈的協同減排行動。

此倡議聚焦企業最難管理的「範疇三排放（Scope 3 emissions）」，即來自供應鏈與產品使用階段的間接排放。在監管趨嚴與揭露要求提升下，供應鏈排放已成企業氣候策略核心。

參與企業包括Schneider Electric、Legrand、Wilson Transformers，並獲Scottish & Southern Electricity Networks與City Electrical Factors支持。

該框架要求企業：

• 採用符合《巴黎協定》1.5°C目標的科學基礎減碳目標
• 將永續納入公司治理與決策機制
• 導入循環經濟設計與營運模式
• 強化供應鏈合作與減碳責任一致性

此舉顯示企業氣候治理正從「內部減排」轉向「價值鏈管理」，並透過跨產業協作建立一致的衡量與執行機制，以提升減碳透明度與實際成效。

5. 澳洲柴油價格飆升，政策倡議加速電動公車轉型

隨著柴油價格突破每公升3澳元並引發燃料安全疑慮，澳洲運輸產業團體呼籲政府加速推動電動公車轉型，以降低對進口化石燃料依賴並提升交通系統韌性。

目前澳洲電動公車僅占整體車隊約1%，遠低於中國（約80%）、荷蘭（約25%）與英國（約12%）。在2025年，全國仍有超過4.2萬輛柴油公車，顯示公共運輸高度依賴化石燃料。

產業組織指出，公車承載全國超過一半的大眾運輸乘客，燃料供應不穩不僅是能源問題，更涉及社會公平與基本交通服務。面對能源價格波動與中東局勢影響，電動公車被視為降低風險的關鍵解方。

多地政府已設定轉型目標，例如坎培拉與雪梨計畫於2040年前全面電動化。專家指出，電動公車可使用本地再生能源供電，具備較低營運成本，並可減少空氣污染與健康風險。

此外，電動公車不僅減碳，也能提升交通可及性，特別是在偏鄉與弱勢族群地區，強化社會連結與生活品質。隨著能源危機加劇，交通電動化正從氣候政策，轉變為國家能源安全與公共服務策略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