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化的目的：全球貿易去除非關稅貿易障礙──可增加多少生意？

▋標準化的利益：1. 溝通；2. 減少浪費；3. 顧客滿意──然後生意更賺錢？

1984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設立了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 176，做為負責「品質管理系統標準」，到了1987年發布第一版ISO 9000系列。（稱為「系列」，是因為管理系統標準不是一個單一文件，而是一系列的標準所組成。）這也是原來製作度量衡標準的ISO第一次發布「管理系統」標準。

ISO是回應WTO前身 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在1978年烏拉圭回合的要求，建立「品質標準」，以消弭國際間的非關稅貿易障礙（Techical Barrieers to Trade），因為各國都有對於產品或服務的「好壞、美醜、喜惡」的各自定義，很多是有形的，也有很多是無形的，有可以度量的，也有不可度量的。如何形成量化標準，成為溝通的工具，這也是最初提出 ISO管理系統的動機與目的。，之後又有了各種管理系統標準，如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0 能源管理系統、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標準化主要的功能，就是溝通，也就是所謂的「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大家才能進行貿易，讓每個利益相關者可以順暢溝通。我們把法律法規、顧客要求作為輸入，滿足這些要求為輸出。順暢溝通可以減少溝通的失誤，無論製程、採構、生產、後勤等都能夠滿足內外部顧客要求，減少返工、廢品等時間、金錢、資產與士氣的損耗。如此，就能讓顧客在第一時間如期取得滿意的產品或服務。

執行標準化才有機會達成ESG

述說這段歷史，是為了說明標準化的目的是為了順暢的貿易，標準化的三個好處。從1978開始，管理系統經過近半世紀的演化，不但成為貿易的工具，也成為企業治理的工具，所以當企業談ESG，我會從G（治理）開始看起，要看企業內外部的溝通是否順暢，是否能夠減少各種浪費（時間、物料、能源、士氣），並提高良率，讓成本降低、顧客滿意。

溝通是治理G的要件，減廢是環境責任E的要件，利害相關者滿意是社會責任S的要件，所以執行標準化就能達成ESG。

 

當前全球面臨著來自氣候變遷、地緣政治衝突等結構性力量的挑戰，「2024年全球風險報告」突顯了全球風險與危機的嚴重性，闡述了這些結構性力量如何導致全球風險不斷攀升的過程。

壹、前言與概覽

2024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以下簡稱WEF）的《2024年全球風險報告》（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4）在開頭即提醒全球領導人，世界局勢正受氣候變遷與地緣政治衝突兩大危機嚴重影響，全球的前景仍充滿著不確定性，全球面臨地緣、人口與科技以及氣候變遷等四結構的系統性轉變。而今年報告的重點也在於這些結構性力量是如何導致全球風險與危機的提升。

一、惡化中的全球前景

2024年呈現的是一個惡化中的前景，如圖1，兩年內的短期風險極有可能在未來十年內加倍惡化。除此之外，大多數的受訪者（54%）也都預期2024年有發生全球性的中等危機之風險。

 

圖1 全球風險在不同時間尺度下的嚴重性。資料來源：作者翻譯自World Economic Forum (2024: 6) (Figure A)

 

從圖2則可以看到風險種類的變化趨勢，短期內尚未進入前十大風險的極端氣候、全球生態系統變化、生物多樣性下降與自然資源短缺等極重大風險都在十年的尺度下名列前五。

 

圖2 近兩年與近十年的風險排名變化。資料來源：作者翻譯自World Economic Forum (2024: 8) (Figure C)

 

從報告中所彙整的「長期（10年）與短期（2年）風險之嚴重程度相關矩陣（圖3）可以看到同上述提及到的一個惡化的全球風險概覽。在長期中，34個全球風險中有33個在嚴重程度得分上升，互映了前文所提及的，受訪者對這些風險在未來十年內頻率或強度增加的擔憂。

 

圖3 長期與短期風險之嚴重程度相關矩陣。資料來源：作者翻譯自World Economic Forum (2024: 37) (Figure 2.1)

二、影響全球風險的四個結構

本次報告主要透過四個結構因素來分析全球風險。如下表2整理：

 

三、全球風險之間的網絡關係圖

除上述外，GRPS調查亦重視勾勒出不同風險之間的網絡關係。如圖4所顯示，當前最嚴重的「社會極化（societal polarization）」問題與「假訊息與錯誤訊息」之間有代表「密切關係」的粗線條相互連結；而另一項極重大危機經濟低迷（economic downturn）則與泡沫經濟（asset bubble bursts）和債務危機（debt）具有密切關聯。

 

最後環境方面次嚴重的危機自然資源短缺則可以從線條中看到，其與污染、氣候變遷以及極端氣候事件與生物多樣性流失與失衡皆具有複雜的網絡關係。

 

圖4 全球風險之間的網絡關係圖。資料來源：作者翻譯自World Economic Forum (2024: 17) (Figure 1.7)

2024年的風險調查結果概覽

根據GRPS2024年的調查結果，圖7綜整各受訪者的觀點排名前五名的全球風險，依序為環境風險、AI產生的假訊息或錯誤訊息、社會或是政治的極化、生活成本危機以及網路攻擊。

 

圖7 2024年排名前五的風險。資料來源：作者翻譯自World Economic Forum (2024: 7) (Figure B)

 

值得留意，雖然去年（2023年）的報告中能源與糧食危機被列為頂級風險，但今年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受訪者選擇其為核心的風險。原因可能來自於調查進行時（2023年9月）尚未發生中東衝突。而上述兩危機可能隨著以巴衝突與俄烏戰爭的衝突而變得嚴重。

 

六、五大名列前茅的風險綜整

（一）、風險一：環境風險

環境風險對全球風險的格局影響非常重大，有三分之二的GRPS受訪者將極端氣候列為2024年最有可能引發全球實質危機的風險。

 

但GRPS受訪者之間對環境風險的迫切性抱持分歧的看法。這可能代表著關鍵決策者對於問題的緊急程度有不同的認知，從而延誤危機處理的時機。此外，氣候變遷即將在全球均溫變暖1.5度左右時達到不可逆轉的臨界點，而可能導致社會的集體適應能力被壓垮。

 

（二）、風險二：AI導致的假訊息或錯誤訊息

 

而AI導致的假訊息和錯誤訊息則名列第二，報告指出原因可能來自於COVID-19流行的過程中因人們的恐懼提及了假訊息和錯誤訊息發展的沃土。除此之外，AI技術使製造假訊息的成本大幅降低，將使得未來兩年內假訊息和訊息濫用將成為全球最嚴重的風險。此外因應假訊息的浮濫，資訊審查的風險也可能進一步提升。

 

（三）、風險三：社會或/和政治的極化

社會或政治的極化則不管是在今年或近兩年的排名都名列前茅（圖3）。此外，報告也指出極化和經濟衰退是全球風險網絡中會互相影響的兩項風險（圖4）。而從各風險之間的網絡統整圖中，也可看到極化與經濟衰退是驅動許多風險的重要因素與其後果。

 

極化的原因則與上述提及的AI的迅速發展與浮濫密不可分，因為假訊息的傳播，可能會削弱新當選政府的合法性，甚至導致仇恨犯罪與恐怖主義。

（四）、風險四：生存成本危機

生存成本危機仍是2024年主要的疑慮，此危機與氣候變遷、技術進步與地緣政治衝突等上述結構都密切相關。尤其使債務沈重的國家、氣候適應較低以及容易發生衝突的國家因為生存危機變高而難以進行實體的基礎建設、綠色投資與提供公民就業機會，而造成社會與環境的另一波衝擊。

（五）、風險五：網路攻擊

除了上述的假訊息與極化外，GRPS的受訪者也強調「網路攻擊」是另一項因AI技術的快速發展而變嚴重的一項風險。因現在使用生成式AI可以輕鬆且準確的將網路釣魚攻擊的內容翻譯為少數族群的語言，讓網路釣魚攻擊變得更加普遍。

 

肆、如何回應全球風險？

前述許多全球風險是相互關連的，他們演變得日益複雜、影響深遠且發展快速，可能破壞我們集體應對的能力。

 

然而在日益碎片化的世界中，仍然存在採取行動的關鍵機會。本報告提供了四種概括性的風險應對方法，根據其所需要的合作程度依序為：在地化策略（Localized strategies）、突破性嘗試（Breakthrough endeavors）、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s）與跨境協調（Cross-border coordination）。以下分別介紹：

 

一、在地化策略

 

在地化策略可以更靈活的應對風險，能提高社區對不可避免的全球風險影響的準備程度，但並沒有顯著減輕其跨國界影響。報告強調了幾種在地化的風險治理方法包含：提高公眾意識與教育、金融工具、國家與地方管制。

 

二、突破性嘗試

個人和集體的突破性嘗試對於預防或減輕風險同樣重要，大多屬於研究與開發（R&D）的範疇，在健康、環境與技術風險方面發揮關鍵作用。而加強全球研究網路的連結可促進溝通和資源共享。公部門的支持仍是重要的，其可提供鼓勵私部門創新的誘因並促進社會對新技術和方法的接受。

三、集體行動

在此集體行動是指個人行動的總和而非合作的結果，當單一個人、或公司一起進行有共同目標的集體行動時，也有可能引發全球尺度的變革。有幾種屬於集體行動的風險治理方法：公眾意識和教育、多利益相關方參與和企業策略。在近年社會極化越趨嚴重的格局中，有效的集體行動並非易事。因此建立共同標準與知識共享的平台至關重要。

四、跨境協調

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合作可能受限，然跨境協調仍是目前應對全球風險的必要途徑之一，其形式從相互克制、解決系統最薄弱的環節到國際間的協議。小型多邊條約與協議（Minilateral treaties and agreements）及全球條約與協議屬於跨境協調的風險治理方法。

 

伍、2024年前景概覽與小結

2024年呈現的是一個惡化中的全球前景，尤其是氣候變遷和地緣政治衝突激化兩大格局，使得短期和長期的前景調查結果都是較負面的。而留意的是，人工智慧技術的革新也對人類未來的生存風險以及假訊息與社會極化帶來不確定性。

 

陸、反思：給台灣的啟示

縱覽2024年的《全球風險報告》，有幾點值得台灣留意：

一、延續去年2023年的趨勢，氣候變遷仍將是短期與長期全球皆需面對的議題，台灣公民社會與企業也不例外

 

處理氣候變遷議題不僅是公部門的職責，報告中提到的突破性的嘗試及集體行動兩種因應風險的途徑也值得台灣公民社會與私部門留意。首先，公民社會、學術界與企業的創新都會對台灣因應氣候變遷的策略發揮關鍵作用。

 

除此之外，當個人或是私部門願意一同以相同目標行動時，也將會凝聚龐大力量來處理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如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積極進行低碳轉型以因應氣候變遷的全球危機。

 

二、台灣的公部門應並重扎實的「在地化策略」與「跨境協調」以因應越來越複雜的風險治理

 

今年報告特別強調應並重「扎實的在地化策略」與「跨國合作」的治理途徑亦值得公部門留意。首先為了因應當前與長期最嚴峻的氣候變遷風險，公部門應更積極的推動減碳與永續治理的法規修正，並接軌國際趨勢。

 

除此之外，公部門也可以提供企業與公民社會一套更完整的「低碳轉型」架構與鼓勵措施，來更實質的落地風險治理。

 

三、近年趨勢：假訊息與AI科技對社會的影響也值得台灣留意

 

最後，報告今年特別關注AI生成的假訊息與錯誤訊息議題也相當值得台灣留意。同報告中所強調的，假訊息與社會極化將會侵害民主社會的韌性，尤其與近年快速發展的AI技術有密切的關聯。

 

因為深深鑲嵌入社會之「AI技術與社會」之間的複合風險，特別需要「在地化策略」與「跨境協調」兩者之並重。

 

 

這項研究結果將電動車對氣候的抽象承諾，變成了一項具體的影響。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一項研究表明，採用電動車有助減少碳足跡；每1英里（約1.6公里）可使車輛碳排量減少2.6%，整體而言，每年可減少1.8%碳排量。

這項研究是由柏克萊化學教授柯恩（Ronald Cohen）團隊實驗和監測後得出的結果，4月發表在期刊「環境科學與科技」（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從2012年開始，柯恩在舊金山灣區廣泛建立「感測網絡系統」，如今已有超過80座感測站，當中7個在舊金山市中心，大部分位於東灣。

他當初的想法是用公共資助、較廉價的監測器，在城市進行更大範圍的安裝，來瞭解二氧化碳排放來源。估計全球高達7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來自城市，不過很少城市擁有關於二氧化碳排放來源的詳細資料。

柯恩團隊在2018至2022年期間，用數十個感測器記錄的碳排量逐步穩定下降，每年降幅約1.8%。他們發現，二氧化碳濃度最高的地方是高速公路，推論採用油電混合車、電動車、燃油效率較高的油車有助減少二氧化碳濃度。

團隊結論指出，加州灣區大量採用電動車有助碳排量減少。

根據美國能源情報署（EIA）統計，加州自2016年以來，電動車、充電站數量每年都領先全美，分別占全美的37%和27%。

加州預計在2030年達到減排4成、2045年實現淨零碳排的目標，且85%的減排量要來自實際減排，而非從大氣中去除二氧化碳。

柯恩表示，現在每年降幅約1.8%，但要達到加州政府的目標，每年碳排量必須下降3.7%。他說，研究結果強調，為了實現目標，必須採取迫切行動、加快腳步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我們已經完成這目標的一半」。

環境部碳費尚未公布，各界已經對於碳費價格陷入膠著戰。不過國際金融專家提醒，太執著在碳費的數字價格容易失焦，應從「碳經濟」的全面性角度看待、將其視為綠色經濟，並建議可參考日本作法，為產業找到碳定價的科學基準。

美國那斯達克（NASDAQ）證券交易所大中華區業務發展副總監陳淑敏則提醒，「我們在思考的時候，不要把它當成是一個fee（費用），而是要從carbon economic（碳經濟）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

碳的覆蓋是全面性的，「包括碳外交、碳經濟、碳金融、碳競爭力…這是包括整個綠色產業的發展。不管是碳稅或碳費，它只是一個數字，但如果太聚焦在這個數字上，你就會失焦。」陳淑敏解釋，碳定價的基準，是用來對焦一個國家碳經濟。

至於在「自願性碳權」的機制上，陳淑敏認為可以參考日本作法，而這其實也可以作為碳定價的參考基準。他舉例，像是日本環境省透過「聯合抵換額度機制」(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JCM)，組織了27個國家、日本的180幾個企業，共同去開發碳權，研擬出碳權的交易和抵換機制。

因為很多日本企業在海外，例如菲律賓、越南等國家，也會需要當地的碳權抵換，但是不同國家之間的GDP有落差，因此在日本1噸碳的成本，就和菲律賓的1噸碳不一樣。「日本就透過JCM計畫，和這20幾個國家協議，找出基準，日本就是取得他的碳的競爭力。」

「透過這樣的計畫，找出這個pricing（定價），也才會很精準的找出這個國家的carbon tax basement（碳費基礎），這是非常科學的手段。」陳淑敏認為，台灣最強的半導體產業，也應該建立類似的機制。他也提醒，在做碳盤查時，是要服務整個供應鏈、而非一家公司，是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