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如何在碳權與綠電時代找到行動節奏?

在邁向淨零的路上,企業同時面臨三個現實:碳成本持續上升、綠電競爭愈趨激烈、儲能技術快速演進。聚焦四大主軸——碳管理、自然碳匯、綠電採購與表後儲能——以產業第一線經驗回應政策走向。核心訊息很一致:不論制度如何變,走在前段班就不怕變——提早減排、把綠電與碳匯當成資產布局,而非成本控管。

碳管理:從碳費走向 ETS,競爭只會更激烈

現在的碳費比較像「排多少、繳多少」的記帳題,但未來一旦轉入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ETS),每家企業都得在配額與價格波動中求生存。水泥業者直言,真正能抵禦政策不確定的,不是觀望,而是把替代原料、替代燃料、熟料替代等減量手段做紮實、做得早。站到前段班,無論制度怎麼變,衝擊都會小得多。對政府而言,ETS 初期若能比照歐、日、韓提供較寬鬆的免費額度,給企業時間調整,再逐步收緊,市場更容易形成健康的減量動能。

台版 CBAM:企業要的不多,只有「公平」

以水泥業為例,進口水泥占台灣市場的比例逐年升高,又屬於高碳排產業,所以最擔心的就是「碳洩漏」──也就是外國水泥沒有繳碳費,卻能以更低價格進口到台灣,讓國內業者吃虧。
因此,業界對「台版 CBAM」的訴求其實很務實:希望政府讓比賽規則一致、時間點同步

第一,上路時間不能差太多。如果國內企業已經開始繳碳費,但邊境調整機制還沒實施,等於本地廠先被課稅、進口產品卻免稅,會造成價格競爭不公平。第二,計算方式要一致。台灣水泥業從原料、熟料到研磨成水泥的每一階段都要計入碳排,但進口產品往往只計到熟料階段,後續在台灣研磨的碳排卻沒被算進去,等於繳得更少。

自然碳匯:碳權成金融商品,「品質」就是價值

企業越來越理解,並非所有碳權都一樣。能同時支撐 TCFD/TNFD、帶來生物多樣性與在地共益的高品質自然碳匯,是真正能進入治理與金融敘事的資產。若走海外布局,安全與政經穩定、法規透明與土地取得、與原住民及在地社群的共管,缺一不可;同時也要確保未來能把固碳成果轉化為耐久使用的產品或建材,讓碳真正「鎖得住」。

綠電與表後儲能:把用電策略升級成資產配置

在綠電供需吃緊、價格分化的市場裡,只靠單一路徑已不夠。企業開始以長約 PPA 搭配憑證、專案投資,分散風險並確保綠度數的可預測性;同時導入表後儲能,透過移峰填谷與契約容量調整,降低需量成本,並為未來參與彈性資源、虛擬電廠等機制鋪路。綠電不再只是「買多少度」,而是「鎖多久、鎖多穩、價格風險怎麼管」。

給企業的行動清單

第一步:搞清楚自己要走哪一條減碳路

先把「碳位階」講清楚:未來三到五年,是要靠自產減量為主,還是勢必需要部分購買碳權?這不是口號,而是要寫進年度計畫與董事會 KPI 的資源配置。接著,為 ETS 做壓力測試,把碳價情境(例如 NT$300、1,500、3,000/噸)和可能的免費額度變化納入損益試算,提早看見風險在哪裡、投資要花在什麼地方。

第二步:讓減碳變成一套能複製的做法

把製程減量做成「可度量、可複製」的工程,並訂立明確年度目標,細到每一條產線。用同樣的精神升級綠電策略:長約 PPA、憑證與專案投資多軌並行,合約條款要把到貨期、屬性歸屬、追加與退場機制說清楚,避免單一來源卡脖子。若負載曲線允許,評估表後儲能,把電價結構、需量契約與彈性服務一起算進投報,先在一個廠區做出可擴散的成功模型。

第三步:不要等到最後一刻才想起碳匯

別把自然碳匯當「最後一刻的止血」。高品質案源需要時間孕育,越早布局,越能以合理價格取得能同時支撐 TNFD、在地共益與治理敘事的資產。若考慮海外,務必設好安全、法規與社群治理三道關卡,確保投資有韌性。最後,持續參與政策對話,對台版 CBAM 的訴求很單純:計算口徑一致、時序公平,用企業的減量數據與案例,幫助制度變得更可執行。

換句話說,當政策仍在成形,最好的防禦就是先行者的紀律:把減量當工程、把綠電當資產、把碳匯當治理;把今天能做的每一步,變成明天面對 ETS 與 CBAM 時的底氣。

經濟部修法納管AI資料中心

人工智慧(AI)產業用電需求快速上升,經濟部修正《能源開發與使用評估準則》等法,未來新設或擴建的超大型及主機代管資料中心,若能源使用量達5MW(千瓩)以上,必須事先提出能源使用規劃並通過審查,將於11月5日生效。新規定並不會影響國際大廠在台灣蓋資料中心的意願。

參考國際標準,能源使用效率PUE值上限1.3

經濟部依據《能源管理法》第16條之授權,修正三項子法規定包括《能源開發與使用評估準則》、《能源用戶適用範圍》、以及《能源使用說明書格式》。 新規定要求資料中心在能源使用規劃中詳述製程技術項目,以確保設施在設廠階段即採用高效率設計與最佳可行技術,七大檢核項目涵蓋:

  1. 資訊設備選用:資訊設備與機櫃氣流方向相匹配。
  2. 軟體服務配置:規劃適當軟體進行備援。
  3. 資料管理:減少資料備份數量。
  4. 冷卻系統:設計冷熱通道,採用液冷技術。
  5. 電力系統:採用高效、具節能模式的不斷電系統。
  6. 能源監控及管理:規劃能源管理系統。
  7. 整體能效:符合全年平均整體能源效率。

能源署指出,資料中心標準參考日本、新加坡與歐盟經驗,並以能源使用效率(PUE)為主要指標。依據不同營運類型,超大型資料中心PUE上限為1.3,主機代管資料中心為1.4。根據歐盟的《資料中心能源行為守則》(EU Code of Conduct for Data Centres)以PUE 1.3為建議目標,其中德國要求2026年達到1.2;新加坡則規定上限為1.3。

資料中心台灣資料中心標準參考日本、新加坡與歐盟經驗,並以能源使用效率(PUE)為主要指標。(圖片來源:iStock)

應考量氣候條件差異,因冷卻系統耗電量高,歐洲氣溫較低,台灣更應以氣候相近的新加坡作為主要參考。

除了七大檢核項目外,審查內容還包括約120項公用技術項目。這些項目在審查中扮演設計驗證的角色,用以確保資料中心在規劃階段即採用最新且高效率的公用設備技術,而非僅依賴最終量化指標。

業者持正面態度,不影響外資設廠意願

相關門檻對產業而言並不困難,業者普遍對新制度持正面態度。由於主機代管業者難以掌控客戶設備用電,因此標準略為寬鬆。他補充,新規範不溯及既有廠房,但部分舊廠仍希望被納入管理,以取得五年內每年1.5%節電率的豁免資格。

此次修法將引導業者在設廠初期即導入節能設計,提升資料中心能源效率,並與國際趨勢接軌,針對5MW以上資料中心的能效標準也與國際一致。台灣的PUE門檻對國際大廠而言相對容易達成,不構成技術障礙,也不會影響外資在台設廠意願。

與台灣新規定相比,大型雲端業者的自我要求更為嚴格。Google 2024年全球資料中心的PUE平均約為1.09,而微軟則設定PUE目標在1.2以下。

COP30 四大重點一次看!

本屆COP 30(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30)聯合國氣候峰會,將從11月10日起,在巴西城市的貝倫(Belem)舉行,有別於之前的氣候峰會,今年的COP30,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

巴黎氣候協定10年,巴西COP30關鍵看點

一則是今年是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的第十年,巴黎協定制定了全球升溫不得超過工業化時期1.5%的上限,但溫室效應仍持續讓地球發燒,在執行面,如何讓增溫速度減緩,會是本屆的討論重點。

其次,巴黎協定重要的精神,在於各個締約國必須清楚訂定各自減碳的貢獻目標,稱為「 國家自定貢獻」(NDC,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這個目標每五年更新一次,在今年的COP30,各國必須交出第三次 NDC計畫。

在NDC中,各國將確定排碳上限及淨零路徑,在碳市場的機制(cap and trade)中,這是影響碳價格的關鍵因素,各方都非常關注。

主辦國巴西,雖然洋洋灑灑列出了30大COP30的目標及六個關鍵主題(axes),包括:國家自主貢獻(NDC)、氣候適應和損失損害、氣候融資、氣候正義與公正轉型、打擊虛假資訊以及保護亞馬遜雨林,但各界對於COP 30 的期望及目標,可以大致歸納為以下幾個重點:

一、更積極的減碳目標 

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定,跟之前的京都議定書最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訂出清楚地球暖化不得超出1.5度的框架。

在這個目標下,每五年,簽署巴黎氣候協定公約的各國,都必須提出各自國家的減碳貢獻目標(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今年各國交出第三次減碳目標,也就是一般說的NDC 3.0,這個是未來5-10年,全球氣候框架最重要的基石,有了這個目標,減碳才有方向,政策、技術、碳市場才能找到有運作的核心,碳價也才有基本的方向。

去年COP29亞塞拜然的巴庫峰會中,本來決定在今年二月,各國就必須提交減碳計劃,但大部分國家都認為難度太高,因此將「交卷」最後期限,延到COP30。因此,今年COP30的重頭大戲,就是各國的NDC 3.0的規劃,全球都在期待,各國推出積極,甚至有「野心」的減碳目標,看看能否讓已經落後的巴黎氣候協定,有迎頭趕上的可能。

目前已經有一些國家提出了NDC3.0目標,在COP30的官網上,都可以查得到。

二、氣候金融的缺口能補足 

錢一直是全球氣候治理的痛點,先進國家雖都宣示願意資助開發中國家進行氣候應變,但到真正掏錢的時候,就開始怯步。

好不容易,去年COP29結束前,在開發中國家代表離席的威脅下,最終達成的協議,氣候援助金額從每年 1000 億美元,提升至 2035 年前每年 3000 億美元,不過,這個目標,在重重技術問題的干擾下,仍沒達到。

參與COP30的各國,能不能達成共識,減低技術性干擾,3000億真能如實如質到位,也是今年的大挑戰。

特別是川普上任之後,美國不僅退出巴黎協定,更撤回對外援助的氣候資金,分析機構Carbon Brief曾估計,去年,開發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每100元,就有約8元,來自美國,用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應對極端天氣,如今,這筆錢被川普收回,缺口能否補回,用什麼方式補回,都是問號。

三、石化工業退場的進程 

2023 年的 COP28 ,巴黎協定締約國首次通過的脫離化石燃料決議,不過,在COP 29卻沒有進一步推展,僅延續 COP28 的文本,提及「逐步淘汰未經處理的燃煤電廠及低效率化石燃料補貼」,當時,不少人把矛頭對準主辦的產油國亞塞拜然,不過,這屆巴西沒有這個緊箍咒,各界對此期望提高不少。

不過,就在今年八月,於瑞士日內瓦舉辦的《全球塑膠公約》第五輪談判第二階段,因為核心爭議「全球塑膠生產控制目標」沒能達成共識,讓塑膠減量陷入了新的僵局。此舉會不會影響本屆石化工業的退場進程,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四、熱帶雨林基金成立 

有人把COP30這屆的峰會,稱爲「森林COP」,主要是因為COP30選在亞馬遜流域出口的重要城市貝倫,巴西特別藉由主辦氣候峰會,啟動「熱帶森林永久基金」,不僅為熱帶國家的森林保護提供資金支持,也是貝倫峰會的重要成果,初步計劃,該基金規模達1250億美元。

不過基金還沒開始推動,已經傳出不少爭議,主要是貝倫這個城市不大,有限的基礎設施,大約只能容納1.5萬的旅客,但COP30的兩週,會有5-6萬人湧進,當地的旅館價格飆升,在峰會舉辦的兩週,一般的兩星民宿,甚至喊到一晚600美元,接近兩萬臺幣的水準,所有的人都喊吃不消,台灣計畫附會的NGO團體,為此也困擾不已。

此外,巴西當局規劃興建一條高速公路,橫跨貝倫環境保護區(The Belé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a),飽受當地居民、專家及環保人士批評,此舉不僅對生態會有影響,更多專家擔心,這條名為「自由大道」的幹道,會伐木商進出更方便,非法盜採更為便利及猖獗,等於是幫他們開了賺錢大道,與大會標榜的生物多樣性,根本背道而馳。

不論爭議真假為何,每年的 COP會議,總是全球減碳大計劃的角力場,結果牽涉的不只是氣候角力,更是關乎地球的未來,就算台灣目前並非聯合國會員國,但也沒有忽視的權利。

《全球循環議定書》(GCP)

儘管循環經濟被視為淨零目標的關鍵,但標準不一、資訊不透明,讓產業推動卡關。《全球循環議定書》(GCP)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生。它如何透過新架構,協助電子、紡織、化學等台廠,掌握轉型契機?

「循環經濟」被視為是目前實現淨零目標的關鍵解方,但實際推動過程中,政府、企業、供應鏈上下游時常面對指標定義不一、制度支撐不足、資訊不夠透明等挑戰。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與全球永續組織One Planet Network在2023年共同啟動《全球循環議定書》(Global Circular Protocol,GCP)系列工作,希望能建立具有全球共識的循環經濟行動架構和衡量標準。

為了協助台灣產業與國際接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CSD Taiwan)針對台灣具代表性的電子、紡織與化學三大產業展開系列利害關係人議合與實務盤點工作,深入探討循環經濟在這三大產業的實踐現況,以及循環原則、設計在其產品與服務中的應用程度,並將三大產業的議合重點與《全球循環議定書》內容整合為報告《邁向全球循環願景:GCP架構與台灣產業循環實踐之路》。

從三大構面定義「循環成熟度」

GCP架構推動的目標之一,是協助企業提高循環成熟度,可從策略與執行、影響規模、跨組織範圍三大構面定義。

其中,策略與執行指是否擬定、推動、執行循環相關策略;影響規模為循環經濟聚焦在特定產品、系列產品、產線,或是一整個事業單位;跨組織範圍則是能否跨越直接營運範圍,推展到價值鏈的上下伙伴,打造更完整的生態系?

依照這三個構面,循環成熟度被區分為四個等級:0是起步級,指企業尚未展開任何與循環經濟相關措施、活動;1是認知級,表示企業已經認識、了解推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並開始進行資料蒐集、現況了解;2是內部執行級,意思是已經從直接營運範圍開始執行推動循環措施;3是價值鏈推展級,代表循環經濟已經從直接營運推展到間接營運到價值鏈上下游。

循環經濟成熟度愈高,對企業效益愈大。莫冬立觀察,推動初期(0~1級)可能不見得會立即反映在財務報表,如成本節約、營收增加,但若方向明確,且有中長期推動路徑(從1~3),不僅營運效率會提高,企業也能迎合未來的永續市場和循環商品需求,進而創造更高商業價值。

多角度協助企業接軌循環經濟

除此之外,GCP架構還可從多個角度協助企業,一方面提供指標、方法、架構,幫助企業衡量循環度現況、設定基線,比較措施帶來的改善,另方面還可協助制定循環度目標,如SBTi(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排碳目標。

企業透過GCP架構支撐的數據基礎,就能做出更好的策略或判斷,進而滿足循環產品與消費市場的溝通需求,並因應未來法規可能對回收用料比例、資訊強制揭露的要求。

當GCP架構帶動企業循環成熟度提升,自然也可在全球層面帶來正面貢獻,降低原生材料消耗,也減少開採、精煉的環境衝擊。

莫冬立舉例,稀土的電製精煉率僅3%,意思是每生產三噸可用的稀土金屬,需要開採並處理高達100噸的稀土礦石,會帶來巨大環境問題。

但導入GCP 架構後,企業就有標準化指標衡量一個產品或企業的再生料使用比例或回收效率,進而設立清晰的基線和目標,並採行「城市採礦」(Urban Mining),也就是從廢棄電子產品、汽車、電池回收有價值材料進行再製,可大幅減少開採與精煉過程中能源、水資源消耗與環境影響,也對排碳量降低大有幫助。

圖/美國採礦公司MP Materials的採礦、破碎主管於稀土礦場展示即將被送往工廠的破碎礦石。

若獲廣泛支持,可大幅減少排碳

GCP架構曾做過情境分析,如果推動與應用能得到廣泛支持,將可大幅節省材料,在25年以內省下約1000~1200億噸的材料開採量。

在氣候方面,GCP架構也可望帶來貢獻。目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有55%聚焦在材料開採、煉製和加工,循環經濟能縮短或減少此過程。

然而,GCP架構仍是一項新興的倡議,成效取決於六大因素,分別是政策與監理、政策連貫性、市場是否埋單、資金與技術、資料交換與管理、持續研發與技術創新。

對台灣三大產業而言,目前推動循環經濟又有哪些優勢或挑戰?

電子業》需提前五年準備循環經濟

以電子業而言,內部挑戰包括產品設計階段缺乏明確循環設計指引,角色定位也相當尷尬,原因是台灣很多廠商負責代工,決定權多半在客戶手上,若客戶不埋單,企業就算想做,恐怕也難以為繼。

此外,循環轉型是跨部門工作,內部溝通成本相當高昂,而再生循環材料的量也還不夠多,導致其成本較高。

在外部挑戰方面,電子業普遍需要更友善的環境,法規、政策需要時間強化與醞釀。加上循環相關驗證缺乏全球普遍標準或共識,電子產品供應鏈既長且複雜,難以取得推動高循環度產品所需要的所有階段資訊與資料。

儘管如此,電子業依然深具循環經濟的發展潛力與機會,尤其是歐盟正在推動ESPR(生態化設計)、DPP(數位產品護照)兩大制度,將成為台灣電子產品推動循環轉型的重要動力。

紡織時尚業》歐盟新政海嘯第一排

至於紡織時尚業,內部挑戰包括再生原料穩定性不足,可能依賴進口,而且循環再生認證與既有的安全、機能機制認證目前連結度也不夠,以及中小企業發展技術、產品時常面臨資金不足、融資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紡織時尚產品被列為歐盟ESPR、DPP優先或第一階段納入規範的項目,將為產業帶來巨變,最好提早五年準備,如果能做好準備,也代表掌握外銷歐盟市場的機會。

化學業》原料難回收,但仍有機會

而在化學產業方面,挑戰之一是純度與雜質問題。莫冬立解釋,化學製品多為製造業的中間製程材料,若要回收再用,會面臨投入材料純度是否足夠、是否有雜質等難題,導致特定行業的再生原料使用率不高。

同時,化學品種類繁多,單一公司可能有上千種化學品,難以找到一體適用的循環性衡量指標。

但即便如此,化學產業依然具有發展循環經濟的機會,可結合「生物基化學材料」,也可導入碳捕捉與封存技術,在製造過程中減少碳排放。

三大產業不約而同認為,如果要在台灣建立一套像GCP架構這樣橫量循環性的指標,必須具備六大要素:

一、邊界清晰與可驗證性:計算結果必須可驗證,方便與客戶、金融業溝通是否滿足法規需求。

二、政策與標準串接:應該和區域、國際、國家政策標準相互整合,避免企業因使用不同標準而重複計算。

三、涵蓋生命週期:不應只聚焦在企業自身的直接營運範圍。

四、數據透明與共享:透過數位科技,讓數據透明、可共用、分享。

五、市場信任與品質:計算結果必須可靠,具備一定品質,才能成為不同商業流程應用的決策基礎。

六、轉化效益:指標結果應該要反映減碳、自然保育、社會公平等方面貢獻。

金融業在循環經濟不可或缺

而金融業在產業推動循環轉型的過程中,扮演極為吃重的角色。企業營運皆需與金融業往來,而金融業對企業的期待,自然會被企業認為是必須執行的要求。因此,金融業可借助其影響力,要求企業提供循環績效表現,進而推動循環轉型與揭露。

另一方面,金融業也是資金供應方和創新促進者。金融業可在貸款中設定和循環轉型績效相關指標,鼓勵企業進行轉型。保險業也可以在企業的循環經濟新商業模式中,提供相關的風險承擔、承保,推動產業往循環經濟發展。

金融業更是生態系整合推手。許多企業的循環轉型都依賴上游供應商材料,這些供應商多是中小企業。金融業可將資金適度引導至有需求的中小型或微型企業,使其在技術發展、再生材料提供無後顧之憂,進而扮演整合生態系的整合者。

GCP架構預計在今年第30屆聯合國氣候峰會(COP30)正式發布。此架構最大的意義,是把循環轉型最重要的三個角色——企業、政府、金融業串在一起。透過三者共同努力,將能打造對循環轉型更友善的環境,創造更永續的未來。

電動機車市售比僅6.8%,離政府20%目標仍遙遠!

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SMAT)公布《電動機車政策 2025 民意大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逾八成民眾要求政府應更積極推動電動機車相關政策,成為不分縣市、橫跨各黨派立場與世代的共識;超過半數民眾更直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推動力道皆不足,現行補助效益有限,已延宕運具電動化推動進程。

根據 SMAT 統計,2025 年電動機車市售比至今僅達 6.8%,與政府設定的 2025 年 20%、2030 年 35%、2040 年全面電動化目標相距甚遠

SMAT 表示,「台灣機車超過 1,400 萬輛,運輸部門佔全台碳排量 13%,推動運具電動化是推動淨零轉型的重要關鍵;而政府會作為淨零轉型最強而有力的後盾。」此份民調結果顯示,推動電動機車已是全民共識。民眾普遍肯定電動機車的環保價值,他強烈呼籲政府加碼補助、降低使用成本,並期待車廠共擔減碳責任。

政府推動運具電動化的腳步必須加速,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以更一致且穩定的政策回應民意,讓電動機車成為推動淨零轉型的關鍵力量,帶領台灣在淨零轉型的道路上不落後於國際。

80%民眾認同電動機車有助淨零減污 購車現實卻卡在車價與補助

《電動機車政策 2025 民意大調查》首先調查台灣民眾的使用運具習慣,結果 87.0% 的民眾外出仰賴私人運具,其中四分之三 (75.7%) 的民眾以機車作為主要交通工具。顯示機車已深植於台灣民眾日常生活,無論是通勤、通學或購物,皆具有大眾運輸工具不可取代的便利性。

政府已將運具電動化訂為台灣邁向 2050 年淨零排放的關鍵戰略之一,本次民調顯示,高達 80.8% 民眾都認同推廣電動機車有助於淨零與改善空污,顯示社會各界普遍支持運具電動化要持續推進。

然而,當實際面臨購車選擇時,民眾最重視的是「車價」與「政府補助」,分別成為影響購買意願的首要與次要因素。凸顯降低購車成本與完善補助機制,是幫助電動機車普及、落實運具電動化的關鍵一環。

《電動機車政策 2025 民意大調查》結果顯示, 80.8% 民眾認同推廣電動機車有助於淨零與改善空污。圖片來源: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

83%民眾不分縣市、跨世代、跨黨派喊話政府政策應更積極

在政府推動運具電動化的政策積極度上,超過半數(50.6%)民眾認為中央政府不夠積極,其中更有高達六成的現有電動機車騎士表達不滿;地方政府的表現亦未能獲得好評,48.9% 民眾指出地方推廣力道不足。

民調結果顯示,全民高度認同推廣電動機車協助淨零減碳,但「政策作為」與「民意期待」間存在明顯落差,因此有高達 83.3% 的民眾呼籲希望中央政府更積極推動運具電動化政策,並展現出不分縣市、跨世代、跨黨派立場的全民共識,呼應社會大眾對運具轉型的迫切期待。

 

《電動機車政策 2025 民意大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83.3% 的民眾呼籲希望中央政府更積極推動運具電動化政策。圖片來源: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

九成民眾盼補助直達消費者 多元政策工具與補助加碼成推動轉型關鍵

根據 SMAT 調查,高達 91.9% 民眾呼籲政府補助應以「消費者」為主,而非以各類計畫的名目發放給「製造商」,才能更有效刺激市場、提升購車意願。

針對現有補助,近六成(58.6%)民眾認為經濟部相關政策力道不足,對購買意願助益有限;但 38.3% 的燃油機車騎士卻表示,經濟部補助可提高他們轉購電動機車的意願。顯示經濟部的相關補助已具備吸引轉型的成效,但需再加強力道。

在環境部的補助項目上,82.2% 民眾敲碗環境部,應恢復對新購電動機車的補助,盼能讓首購族更有動力入手電動機車。

「環境部未能正視台灣民眾對機車的高度依賴性,更忽視年輕族群剛成年時根本沒有舊車可以汰換,結果在價格考量下,年輕人的第一輛機車就選擇油車,十年騎下來,對台灣淨零碳排造成的負面效益難以想像,因此深切期盼環境部能夠恢復 2020 年起取消的新購電動機車補助。」

在使用成本上,59.0% 民眾表示若政府提供電池資費補助,將提升購車意願;即便現有的燃油機車族,也有 57.3% 願意在政府提供電池資費補助時改騎電動機車。這意味著電池資費補助可有效降低使用門檻與長期成本,將成為帶動電動機車普及的關鍵誘因。

此外,七成(70.1%)民眾支持推動「綠色扣除額」制度,讓購車支出可納入所得稅特別扣除額,顯示社會普遍期待政府以更靈活、多元的政策工具強化誘因。另有 80.9% 民眾認為政府應規範車廠「電動機車銷售比」,要求產業共同承擔減碳責任,反映全民對政策公平性與產業永續的高度期待。

 

根據 SMAT 調查,高達 91.9% 民眾呼籲政府補助應以「消費者」為主。圖片來源: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

 

運具電動化已成全民共識 SMAT 呼籲政策應加速跟上民意

《電動機車政策 2025 民意大調查》的結果顯示,全民對運具電動化的支持已成明確共識,關鍵在於政府能否以更積極的政策回應社會期待。面對 2025 年市售比仍遠低於目標的現況,唯有持續優化補助設計、導入綠色稅制、強化產業共責,並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方能突破推動瓶頸。

SMAT 呼籲政府掌握民意共識,及時推動穩定的政策,落實產業升級與運具電動化,帶領台灣邁向淨零轉型。

 

 

 

《2025 循環落差報告》

根據 Circle Economy 與 Deloitte Global 共同發布的《2025 年循環落差報告》(Circularity Gap Report 2025),全球經濟中被回收再利用的資源比例正持續下降。報告指出,全球每年使用的 1,060 億噸原物料中,僅有 6.9% 被回收再利用,較 2015 年下滑了 2.2 個百分點。

人類正走在超越地球界線的邊緣

《2025 年循環落差報告》(Circularity Gap Report 2025)以「甜甜圈經濟學(Doughnut Economics)」呈現核心問題:外圈代表「地球的安全界線」,內圈象徵「人類社會的基本需求」。

目前,人類已突破至少六項地球限度(包括氣候變遷、土地使用、氮磷循環與生物多樣性),同時仍有數十億人生活在貧困與資源不均之中。CGR 2025 的目標,不僅是減少浪費,而是讓「人類福祉」與「地球承載力」回到平衡。

趨勢一:全球循環度再度下滑,線性經濟仍是主流

雖然再生材料、回收技術與政策倡議不斷增加,但線性成長的速度仍遠超過循環進展──CGR 2025 將此下滑視為警訊。每年全球開採超過 1,000 億噸物質,比 1970 年成長三倍;若現況不變,到 2060 年將再增長 60%。即使現有回收量持續擴大,也無法抵銷對新資源的需求。

報告指出,若能全面落實「再利用、共享、翻新」等策略,理論上全球循環度可提升至 25%;但要達成這一數字,必須徹底重構生產與消費邏輯。唯有讓「不生產即永續」成為設計哲學,才能根本改變現況。

 

全球資源消耗 50 年激增三倍。從 1970 年至 2023 年,全球物質開採量已從 300 億噸躍升至超過 1,000 億噸。最大增長來自建築材料與生物資源,線性經濟仍主導全球發展結構。圖片來源:《Circularity Gap Report 2025》

趨勢二:基礎設施與城市化推升資源提取量

隨著城市化與人口成長,對砂石、水泥與鋼鐵等非金屬礦物的需求快速上升。報告顯示,全球約 38% 的物流(包括原材料的開採產品與原料的進出口,與材料在經濟體內部的移動與轉換) 被投入建築、基礎設施與機械設備。這些材料多被封存在城市建築中,形成龐大的「物質存量(Material Stock)」,短期內難以再利用。換言之,我們正以不可逆的方式「鎖定未來的資源壓力」。

報告中呼籲,中低收入國家在城市擴張階段可直接採用循環設計,包括模組化建築、再生建材與拆解式設計,將決定 2050 年全球城市能否成為可利用的材料「儲存庫」。

趨勢三:化石燃料依賴未減,能源轉型仍在拉鋸

儘管再生能源發展加速,化石燃料仍占全球能源供應 82%,並產出 73% 的溫室氣體排放。各國政府每年仍提供高達 1.4 兆美元 的補貼,維持其市場價格與能源安全。

報告中指出,綠能產業的擴張也伴隨新的「資源壓力」製造太陽能板、風機與電池需要大量金屬與稀土,若無完善的回收體系,將重蹈開採循環的覆轍。

該報告建議各國同步推動「循環材料策略(Circular Materials Strategy)」,包括設備回收標準化、再生金屬使用比率提升與材料追蹤機制。

趨勢四:生物資源壓力上升,碳中和不等於永續

生物質(Biomass)是指來自植物、農業或有機廢棄物等可再生資源的能源形式,目前佔全球物流總量的 21.5%。雖被視為可再生資源,但若開發方式錯誤,仍會帶來土地退化、糧食競爭與生物多樣性喪失。

同時,CGR 警告,全球有約 2.2% 的生物質的流動(生物資源在全球經濟中的輸入、使用、排放與累積過程) 屬「非碳中和」類型,這意味著即便是所謂的「綠能」與「生質燃料」,也可能在實際碳平衡上造成赤字。

永續生物利用必須同時兼顧「時間、空間與生態完整性」三者:不只是碳能回收,更要確保土地可恢復、水資源可支撐、生態可共存。同時必須明白,再生不等於永續,唯有「生態性的再生」,才能支撐真正的循環社會。

 

全球 106 億噸物1061 億噸物質,最終只有 6.9 % 實現循環再利用。圖片來源:《Circularity Gap Report 2025》

趨勢五:治理與企業行動成為轉折力量

由於目前全球缺乏明確的「資源上限治理架構」,報告中建議建立類似「全球塑膠公約」的國際資源治理機制,透過設定具科學依據的指標與監測體系,將「循環性」納入國際貿易與政策協調。政策層面上,政府可透過三大槓桿行動:

1. 稅制轉型——從「勞動課稅」轉向「資源與污染課稅」;

 

2. 補貼重分配——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補貼,轉向支持再生材料與修復產業;

 

3. 跨國指標治理——建立全球循環性數據平台。

而至於企業方面,報告中強調「循環商業模式」正成為競爭力新核心。

從產品服務化(Product-as-a-Service)、再製造(Remanufacturing)到可追溯供應鏈,這些策略不僅能降低成本與風險,也能符合新一代永續揭露標準(如 ESRS、ISSB)。

 

系統轉型六大路徑:從行業切入的解方

報告中將全球物流量與排放源歸納為六大系統:

1. 建築與建設 – 推動模組化與再生建材;

 

2. 交通運輸 – 共乘、電氣化與車輛再製;

 

3. 食物系統 – 減少食物浪費、推廣植物性飲食;

 

4. 製造與消費品 – 產品可修復、延長壽命;

 

5. 能源系統 – 回收金屬、再生技術再利用;

 

6. 健康與福祉 – 減少醫療廢棄物、推動耐用醫材。

 

這六大領域占全球資源使用與碳排放的八成,也是推動系統性變革的起點。循環經濟的關鍵不在「單一產品回收」,而在「整個系統設計的再想像」。

公平轉型:讓循環經濟不只是效率,更是正義

報告特別提醒,循環經濟轉型若無包容性設計,可能加劇全球不平等。高收入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耗量是低收入國家的 6 倍,但開採污染與廢棄物處理的負擔卻多落於後者肩上。

因此,該報告呼籲各國落實「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確保再生產業帶來在地就業、技術共享與社會包容,並在國際合作中實施公平的資源稅與收益再分配機制。永續轉型若缺乏社會正義,終將失去長期穩定的基礎。

該報告最後以一句話作結:「We have the tools, but not yet the will.」——我們已擁有推動改變的工具,卻仍欠缺真正付諸行動的意志。循環經濟的挑戰,不在技術,而在決心。當政策、產業與社會能共同以「減量、再生、再分配」為核心行動,人類才有機會在地球限度之內,重新定義繁榮。

 

【每月更新】中國、歐洲碳價趨勢與各國行情

碳價(carbon price)指的是為二氧化碳排放量設定一個價格,像是碳稅價格、碳費價格、碳配額價格等,代表碳排成本,各國政府會針對企業進行收費。碳價受國際政策、市場等因素影響波動,每月定期更新歐盟和中國的碳價走勢,助您快速掌握國際碳價動態。

歐盟最新碳價趨勢(2025/10/28更新)

2025年10月,歐盟排放配額(EUA)平均價格為每噸78.62歐元,較前一月上升3.12%。綜觀10月份,歐盟碳價維持高位盤整,雖於月中觸及低點76.92歐元,但隨即反彈至本月最高價79.82歐元。本月市場買氣進一步增強,市場穩定儲備(MSR)持續收回配額並納入儲備,使拍賣供給收緊。

同時,月初太陽能與風能發電量下降,促使燃氣機組負載上升,進而推升排放,形成價格支撐。本月下旬,寒冷天氣帶動供暖需求上升,但強風也促使風電供應回升,兩者衝擊相互抵銷。整體而言,碳價暫以78歐元區間震盪。

中國最新碳價趨勢(2025/10/28更新)

2025年10月,中國碳排放配額(CEA)平均價格為每噸人民幣54.76元,較前一月下跌13.9%。綜觀10月份,CEA價格自月初一路下探,於20日跌至51.34元,隨後小幅度回升至54元區間。交易量方面,10月市場流動性顯著提升,日均交易量較九月增加約19%。主因為履約期接近尾聲,企業為避免配額失效,提前釋出過剩或即將到期之配額,帶動市場熱度。

有鑒於納管行業的新增及大量配額的發放,中國碳市場自去年底達頂峰以來一直處於下行趨勢,展望未來,市場仍受配額供需變化與政策走向所驅動,碳價暫以54人民幣區間震盪。

布局5大行動策略,應對關稅、地緣政治亂流

縱使美國在ESG議題上呈現倒退的情況,但在歐盟、日本、韓國等主要市場的綠色法規持續深化。清華大學永續學院院長范建得認為,中小企業若能有效配置資源,優化ESG策略,將獲得投資回報,並提出ESG的5大策略建議。

臺灣的中小企業(SMEs)正在打一場充滿不確定性的「客戶爭奪戰」(uncertain customer war)。在地緣政治衝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消費者價值觀變化,以及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與《臺灣供應鏈企業尊重人權指引》等新法規,正在重塑全球市場,客戶的需求和採購標準變得日益複雜且難以預測。在此嚴峻情勢中,ESG(環境、社會與治理)不再只是企業的道德責任,而是攸關生存與突破的關鍵戰略投資。

ESG:避險與逐利的雙軸引擎

有實證研究顯示,企業的ESG表現及其出口績效存在顯著正向關聯;其主要機制在於透過良好的ESG表現能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鬆綁財務限制,進而有效擴大出口規模。另外,也有研究指出,良好的ESG表現不僅能提升企業形象與信譽,還能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複雜度與附加價值。此外,更有研究指出,面對外部衝衝擊,ESG 表現優異的企業更能展現出強大的出口韌性,這再再證明ESG已成為影響企業國際化表現的重要因素。

對我國中小企業而言,推動ESG帶來至少三方面的直接效益;

  1. 市場准入與訂單的保障

如今,全球主要品牌與買家,例如歐洲零售商、美國及日本科技公司等,已將ESG納入供應商評估標準,企業若能展現優異的ESG 表現,不僅能獲得長期合約,更能確保不被排除在供應鏈之外。

  1. 降低融資與保險成本

健全的 ESG 報告有助於企業取得更優惠的融資條件。隨著綠色債券、永續連結貸款(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等金融工具之日益普及,企業借貸利率可望下降20至80個基點。此外,臺灣多家銀行與保險機構亦已推出相關產品,鼓勵企業投入ESG。

  1. 成本節約與效率提升

透過實施節能、減廢、循環再利用等措施,企業通常能在2至4年內回收投資成本[5],同時降低碳費與廢棄物處理支出,進而提升整體營運效率。

產業定性與區隔:精準投入才能放大回報

針對不同產業的特性,其ESG關鍵議題並不相同,如下表所示。企業若能採用區隔化的策略,不僅能確保有限的資源被精準地投入到最核心的挑戰上,也能讓企業的永續努力產生最大的市場影響力與投資回報。

產業類型 主要 ESG 優先領域 策略理由
電子、半導體、精密製造 碳足跡、清潔能源、化學品管理、供應鏈透明 歐盟 CBAM 與主要客戶要求嚴格,須降低製程碳排。
紡織、成衣、鞋類 勞動條件、水資源管理、染整化學控制、供應鏈追溯 全球零售品牌受公眾監督,要求更高的勞動人權與環境保護標準。
食品、農產、漁業 食品安全、農藥與化學殘留、生物多樣性、冷鏈節能 食品出口須符合嚴格檢驗與可追溯要求。
機械、重工 能源效率、廢棄物回收、污染防治 高能耗,節能減排直接影響成本與競爭力。

透過產業特性區隔,中小企業可有效配置資源,優化ESG策略。針對各產業的特性進行定性分析,能幫助中小企業辨識並優先處理那些與其核心業務最為相關,且最能帶來顯著市場優勢與成本回收效益的 ESG 議題。此舉將確保企業的ESG投入更具策略性與實用性。

面對美國政策逆風:全球趨勢依舊向前

美國聯邦政策對 ESG 的態度近年來出現反覆,對跨國企業帶來了新的挑戰。例如,川普政府重新評估並削弱了氣候風險揭露的強制性規定,而部分州政府也同步限制公部門基金將ESG納入投資考量。在如此充滿政治不確定性的環境下,許多跨國企業因應壓力,不得不調整或淡化其在生物多樣性與多元共融(DEI)等領域的承諾。

雖然美國對ESG政策反覆不定,但並未動搖其在國際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多項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成的跨國企業並未放棄或退出 ESG 承諾,而是選擇調整策略以適應變化,並更積極地強化在環境與治理方面的實質行動。

ESG 5大行動策略:從可行性起步到規模化

1.優先處理「不做就會失單」的項目:企業應進行實質效益分析,盤點自身營運與主要市場的ESG風險及強制規定,找出若不執行將直接導致訂單流失的關鍵項目,並將其列為首要任務。

2.從能立即帶來效益的專案著手:優先啟動那些能迅速帶來成本節省或取得認證效用的專案,例如,提升能源效率、獲得ISO 14001認證、發布供應鏈尊重人權的法遵聲明等。

3.完善國際合規的驗證報告與溝通:企業應依循 GRI、CDP、SBTi 等國際規範架構,建立完整的ESG報告書,並主動向客戶、金融機構及投資人揭露其永續成效。

4.善用產業協同與共享資源:透過與產業公會、上游大廠或政府計畫合作等,企業可以共同分擔審計與教育訓練成本,降低單獨推動ESG的壓力。

5.運用政策與金融工具來規模化ESG績效:積極申請政府提供的綠色融資、稅負減免與補助,目前這些資源相對充裕,及早申請將能有效降低 ESG 投資門檻,加速永續轉型。

ESG是攻守兼備的市場通行證

綜上,ESG 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附加條件,而是進入市場的必要門檻與取得資本青睞的核心優勢。儘管美國在部分政治議題上對ESG的支持趨於保守,全球主要經濟體仍堅定維持其不可逆的立場。這對台灣中小企業而言,現在正是投入ESG的最佳時機。這不僅是為了鎖定未來訂單,更是為了確保融資優勢並降低營運風險,為企業建立長期競爭力。面對激烈的國際「客戶爭奪戰」,企業若能早一步進行策略佈局,便能為自己建立一道無可取代的護城河。

 

《2025 年永續報告與溝通洞察》

永續揭露已成為企業必須面對的核心課題,永續報告(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與 永續溝通(sustainability communications),正同時承受來自監管機構、投資人、消費者與員工的多重壓力。

《edie Insights 2025: Sustainable Reporting》報告匯集跨產業專家觀點,指出在淨零轉型過程中,企業需要的不只是「寫出一份 ESG 報告」,更是透過透明揭露與有效溝通來建立信任,讓有溫度的敘事連結利害關係人,企業才能避免漂綠爭議,真正把永續目標轉化為價值與行動。

過渡計畫(Transition Plans):從「要做」到「怎麼做」

淨零「過渡計畫(Transition Plans)」已被視為核心工具。它不僅要說明企業「何時」達到淨零,更要揭示「如何」達成:包括資本支出、技術投資、人才培訓與治理架構。然而,真正能把過渡計畫落實到財務與治理層級的企業仍不多。許多企業停留在宣示或合規階段,缺乏細節,難以說服投資人與監管單位。

因此,可信的過渡計畫(CTP, credible transition plan)必須以財務與企業策略的語言來表述,而不僅僅是以永續的角度出發。

依現況來看,FTSE100(英國富時100指數)中雖已有逾 70% 公司自願發展計畫要素,但全球高排放上市公司中,僅 5% 明確地讓資本支出與溫室氣體目標對齊。

報告策略的斷點與補強

PwC 的調查顯示,僅有 29% 的投資人認為企業的永續揭露能充分解釋 ESG 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聯,另有 46% 直指「缺乏完整的 ESG 數據」已成為決策障礙。與此同時,首批依 CSRD 編製報告的企業中,有 60% 預期加強且經查證的揭露將有助於市占或客戶拓展,逾半數更認為能直接提升獲利。

然而,根據 KPMG 對 5,800 家企業的調查,僅 42% 採用 CSRD 所要求的雙重重大性方法,顯示在方法論與成熟度上仍存在顯著落差。

隨著 AI 的角色浮現,企業已將「AI 驅動的重要性分析」的投資優先度,從原本的第 15 名大幅提升至未來三年的第 2 高。AI 被寄予厚望,用以自動化數據蒐集與敘事稽核,以因應日益嚴格的 確信(assurance)要求。

然而,報告也提醒:永續報告不能淪為「只有細節、缺乏故事」的技術文件。唯有清楚說明「指標為何重要、如何影響真實世界」,才能與員工、顧客、監管機構及投資人建立真正的連結

在規範面,歐盟近期釋出訊號,可能調整甚至縮減 CSRD、CSDDD 及部分永續分類法(EU Taxonomy) 的範疇與要求,為永續揭露的未來埋下不確定性。然而,投資人與利害關係人對透明資訊的需求依舊殷切,多數企業選擇提早依循 CSRD 架構進行試行與建制,以確保在法規演變過程中保持領先。

換言之,數據治理與內控能力仍是企業邁向成熟永續報告的關鍵基石。

報告並點出當前數據治理的兩大痛點與補強方向:

1. 將 ESG 追蹤嵌入治理結構(KPI 設定、責任鏈分配、C-suite 層級督導)→ 提升數據的一致性與參與度,確保揭露能反映全組織的真實狀況。

2. 社會面數據定義不一致(例如:誰被視為員工?何謂領導者?)→ 需要跨部門協作,建立清晰且一致的定義。

內部溝通與行為改變:說對人話,做對訓練

調查顯示,60% 年輕人對氣候變遷「極度焦慮」,但企業內部推動 ESG 行動卻面臨落差──高階主管關心投資回報,一線員工則缺乏行動感,培訓常淪為形式,跨部門協作也難以落地。

內部語言要因人制宜:對董事會與關鍵主管,用「4R:風險、收入、韌性、聲譽」切題;對第一線同仁,聚焦可立即採取的小行動。

訓練要回答五個核心問題:「為何與我相關?將如何影響我的工作?公司為何要做?對我有何益處?要花多久?」此外,建立部門內的倡議者與業務夥伴制(把部門永續計畫的責任配到人),能把 ESG 變成日常,而不只是活動。

外部溝通的變奏:少一點術語,多一點幽默

企業往往聚焦碳排放,卻忽略消費者更關心的具體議題如減塑、包裝與社區影響。同時,漂綠(過度宣稱)與默綠(刻意沉默)都可能造成品牌傷害。外部溝通因此需要更貼近語言、更生活化的切入。

減少術語與縮寫,透過焦點團體或語彙回收的方法,找出受眾熟悉的表達方式,再將其轉化為永續敘事的一部分。不只如此,與其用氣候災難的語言去嚇退觀眾,不如設計一個簡單、輕鬆的鉤子,將人帶入對話,再在後續提供具體數據與教育內容。

這樣的轉換不僅能避免疏離感,還能讓永續訊息更容易被理解與採納。

Scope 3 供應鏈挑戰

Scope 3排放是淨零的最大難題。數據零散,供應商參與度不足,導致部分企業必須以「推估」替代。報告直指要害:範疇三最難的不是演算法,而是供應商參與。在工具百花齊放的當下,反而需要平台整併,避免在大型供應網上造成摩擦。

上手策略包括:先攻大戶(面對面、帶來潛在商機)、極簡報表(先收合規最低限度,信任與能力再加深)。

採購或商務團隊來講,因為供應商把他們視為關係核心,比永續部門更有影響力;同時要強調彼此的共同利益:你的數據如何影響我的合規、風險與績效,而你參與又如何讓自己更有韌性、獲得更長遠的價值。

避免數字打架的三個步驟:

1. 優先關注對碳排放影響最大的供應商類別,對於相對影響較小的領域,要坦誠揭露其中的缺口或不確定性。

2. 建立核心數據集:開發一份可支援多種框架的單一排放數據集。這能減少重複作業,確保內部一致性,並避免出現相互矛盾的數據。(例如與PCF/TCFD/CSRD 一致)。

3. 提早引進獨立查核,請他們稽核流程與重點供應商,免得出具報告時才翻車。

 

把「不確定性」放上檯面:承認缺口不是示弱,是建立信任的起點——特別是在橫跨十年的轉型路徑裡。

 

把 ESG 翻成各部門聽得懂的話:財務聽風險與回報;營運聽效率與合規;市場聽品牌與客戶敘事。這不是「簡化」,而是專業的在地化。

 

供應鏈是主戰場:真正的碳與韌性在邊界之外,能「帶人齊走」的企業,才有資格在轉型的長遠賽道中贏到最後。

 

台灣循環經濟路徑

廢棄物若能轉化為「資源」,將釋放龐大商機。環境部也首次公開「台灣循環經濟路徑圖」草案。部長彭啓明指出,路徑圖的目標之一是提升資源回收利用率,計劃2050年將循環利用率提升至24%,較基準年2020年相比增加2.5倍。

3大指標衡量循環效益,盼降低國人物質消費量

根據「台灣循環經濟路徑圖」摘要,現行法規制度尚欠缺綠色設計準則、循環採購以及獎勵扶植資源循環產業等面向的法源依據,因此產品全生命週期管理、再生料導入規範等仍不完善。且資源結構長期仰賴進口,工業與能源等高資源消耗部門占比大,加上生活端減量與分類效能未完善,形成限制循環效能發揮的結構性挑戰。

若能將廢棄物視為「資源」,將蘊藏無限商機。彭啓明指出,過去手機回收往往個別進行,但若將其納入各產業考量,就能將廢棄物轉化為新的可用資源。

未來將用以下3大指標衡量台灣在資源循環上的成效:

  1. 資源生產力:以循環設計、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強化競爭力與永續性。

  2. 人均消費量:2023年國內物質消費量(DMC)為2.42億公噸,人均10.37公噸,消耗集中於營建、能源與重工業部門,盼望人均DMC可下降至每人6公噸。

  3. 循環利用率:以高品質再生料供應與設計導向,投入端循環利用率提升至2.5倍。

環境部表示,草案也提出7大治理方向,包括法規制度、綠色設計、循環採購、綠色會計、教育與人才、科技創新、能資源利用。目前已經開始收集意見,預計最終版本可能會在明年年底提出。

環境部列出衡量循環經濟的指標,期望將資源極大化 ,廢棄物極小化。(圖片來源:環境部)

環境部列出衡量循環經濟的指標,期望將資源極大化 ,廢棄物極小化。(圖片來源:環境部)

循環經濟路徑圖有6大產業,包括紡織、生物質、塑膠包裝、建築營建業、高科技電子業與能源與關鍵材料。

環境部已預告將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改名為《資源循環推動法》,並同步修正《廢棄物清理法》。這兩大母法目前正在行政院審議中,期望儘速送交立法院審議。賴瑩瑩指出,修法後《資源循環推動法》將需要制定綠色設計準則,並依不同產業技術發展相應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