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再生能源就業市場展望:2030 年職位增長預測與人才轉型需求

全球能源轉型正在引爆一場前所未見的就業重組。根據 LinkedIn 的《全球綠色技能報告》,清潔能源已成為成長最快的就業引擎,預計到 2030 年相關職位將突破 3,000 萬個。但這波浪潮的關鍵不只在「缺工」,而在於技能結構的根本改變—從電力與工程背景,快速轉向結合 AI、數據分析、能源政策與系統思維的複合型人才,正重新定義誰能在淨零時代站上核心位置。

隨著全球能源結構加速脫離化石燃料,一場史無前例的「綠領革命」正橫掃全球就業市場。再生能源不僅是解決氣候風險的藥方,更已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成長與創造職缺的強大引擎。

指數級成長:清潔能源成最強就業引擎

根據 LinkedIn 發布的《全球綠色技能報告》預測,到 2025 年,清潔能源產業的勞動力成長速度將超越幾乎所有傳統產業。這波成長動能主要來自全球對太陽能、風能、綠氫及電池儲能技術的爆發式需求。

展望 2030:3,000 萬個職缺的綠色未來

各國為了履行淨零排放(Net-Zero)承諾,紛紛加大政策支持。專家預測2030 年全球再生能源相關職位將再翻倍,突破 3,000 萬個。這意味著在未來幾年內,招募的本質正在被根本性重塑。

轉型核心:技能進化優於職位數量

然而,專家提醒,這波招募熱潮不僅是「量的增加」,更是「質的轉型」。隨著新興技術的不斷湧現:

  1. 技能演變: 隨著能源系統走向智慧化與互聯化,技術職位逐漸轉向數位與數據導向,除傳統電力背景外,更重視 AI、機器學習、SCADA 與雲端資安能力,以支援需求預測與電網優化。
  2. 政策驅動: 各國政府的補貼與在地化生產法規,正在改變企業「雇用誰」以及「在哪裡雇用」的邏輯。
  3. 人才爭奪: 具備跨學科背景(如能源法律、氣候融資、儲能技術)的複合型人才將成為市場最渴求的對象。

這場轉型不僅重新定義了能源供應方式,也正在從根本上改變全球勞動力的面貌。

這場能源轉型已由硬體佈署進化為「數位技術與多學科」的深度整合。原文預測的三千萬職缺,核心在於技術、數據分析與政策素養的複合能力。當企業面臨人才短缺,具備 AI 預測、ESG 規範與系統性思維的「混合型角色」將成為市場關鍵。這不只是職位移轉,更是勞動力結構的全面重塑,唯有具備跨領域適應力的人,方能成為驅動淨零未來的核心引擎。

解析全球風險報告》台灣企業該優先鎖定哪些關鍵問題

每年一月世界經濟論壇(WEF)、安聯集團(Allianz)、PwC、Deloitte、EY、KPMG等國際智庫與顧問機構相繼公布企業風險排名,近年幾乎用相同的語言描述全球局勢:風險正在系統化、複合化、連鎖化。但對台灣企業而言,這並不是一份抽象的國際報告,而是一場每天都在發生的現實考驗。

全球共識正在形成:風險不再是單點事件

觀察WEF《Global Risks Report》、Allianz《Risk Barometer》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顧問部門的CEO Survey / Regulatory Outlook等,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清晰的趨勢:企業風險管理已經從「單一事件管理」進入「系統性衝擊管理」;也就是風險已從「事件」變成「結構」。

WEF將「地緣經濟對抗」列為短期首要風險,指出全球正進入關稅壁壘、科技封鎖、產業政策競爭與供應鏈重組的時代;同時,「假訊息」、「社會極化」、「資安不安全」、「極端氣候」等風險,也被認為會彼此放大影響。

Allianz的觀點更貼近企業實務。其調查顯示,企業最關心的風險前幾名為:資安事件、AI風險、營運中斷、法規變動、天然災害與政治風險。換句話說,企業最在意的不是世界怎麼變,而是哪些事件會直接導致營運停擺與財務損失。

 

四大顧問公司則從CEO與董事會視角補充:

 

PwC指出,CEO最擔心的威脅已不再是單純經濟衰退,而是地緣政治+科技顛覆+資安風險的組合。

 

Deloitte與EY則不斷強調風險交織(hybrid risks),部門切割管理已不合時宜。

 

KPMG則直言,地緣政治已成為企業成長的最大結構性障礙之一。

 

這些訊號指向同一件事:企業是否具備韌性(resilience),比是否能預測風險更重要

 

台灣企業應聚焦在哪幾個風險管理戰場?

 

如果台灣企業只是把國際報告照單全收,往往會產生一個誤判:以為這些風險都「很宏觀」,距離公司營運很遙遠。但是事實上台灣的產業結構,使得部分風險的實際衝擊遠高於全球平均。對出口導向、高度集中高科技業製造能量的台灣企業而言,這些全球風險並不是抽象名詞,而是每天都在發生的經營現實。

 

我就看到了以下台灣企業今年不能再拖的風險管理戰場:地緣經濟與關稅、營運中斷、實體與氣候風險、資安+AI、以及治理與社會韌性。

 

1. 地緣經濟對抗,對台灣不是趨勢,而是日常

WEF所謂的「地緣經濟對抗」,對多數國家而言可能仍屬政策層次,但對台灣企業來說,已經體現在每一張訂單裡。地緣政治會引發供應鏈中斷,供應鏈中斷會導致營運停擺,營運停擺又會放大財務壓力與聲譽風險。

過去兩年其實企業已經常常面臨出口管制清單、原產地證明、供應鏈盡職調查、技術授權限制、關稅分類差異、跨境付款審查等,這些已是業務、採購、財務與法務每天都在處理的問題。

但許多企業仍然把它視為個案/特例,而非納入企業整體風險管理架構,一旦問題發生時只能以補救方式善後,而不是事前做好情境規劃。

 

2. 營運中斷(Business Interruption)是台灣製造業的結構性痛點

Allianz將營運中斷列為企業前三大風險,這對台灣尤為貼切。台灣製造業普遍具備三個特徵:

 

(1.) 高度集中於單一或少數廠區

 

(2.) 高度依賴關鍵製程設備

 

(3.) 客戶與供應商集中度高

 

在這樣的結構下,一次地震、一次跳電、一次系統異常,帶來的不是短暫停工,而是連鎖效應:交期延誤、違約罰款、客戶信任流失、被迫加班趕工、物流(空運)成本暴增,甚至影響年度訂單配置。

許多企業表面上都有持續營運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但實際上從未進行跨部門演練,更沒有將結果回饋到保險額度、備援投資或資本配置。

 

3. 天然災害是「複合風險」而非單一事件,讓巨災風險從「保險」變成策略

在國際風險地圖上,極端天候和環境風險是長期穩居前三名的系統性風險,而天然災害在Allianz調查中也一直在前五名徘徊。對台灣而言,這個議題還要加上「地震」。極端氣候已是全球共識,但台灣的特殊性在於:地震、颱風、水患與土石流,以及高溫/缺水,交錯出現

 

真正拉開企業差距的,不是有沒有投保,而是:

 

(1.)廠房是否具備實質耐震能力

 

(2.) 機台是否落實固定與預防傾倒

 

(3.) 公用系統是否有備援

 

(4.) 是否能在24小時內恢復關鍵產線

 

這些都不是保險問題,而是管理與工程問題。

台灣在大型企業(特別是半導體)上,確實已累積相當成熟的保險與再保安排,也逐步導入TCFD之類的揭露架構。建議同時敦促供應鏈成員,把實體風險拉進客戶與供應商對話,把企業在耐災、備援、復原上的投資,轉化為談判籌碼與品牌信任,而不是單純的成本支出。

 

4. 把「資安+AI」視為一個整合風險模組

Allianz認為Cyber仍是全球第一大企業風險,AI則是第二名的新風險。這意味著,資安和AI已不可分割;AI帶來的效能與創新,如果缺乏治理,很容易變成涉及資安與合規風險的放大器。

在PWC 2026臺灣企業領袖調查中,多數企業雖然自評最擔心資安與AI,但在因應地緣政治風險的實際行動上,只有31%強化網路安全,遠低於全球47%,顯示出陷入了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

 

2026年實務上可以要求企業做到的,至少包括:

 

(1. )董事會層級的AI治理政策:釐清AI使用範圍、資料分類、決策責任與風險容忍度。

 

(2.) 將資安事件與AI失誤納入營運中斷情境:把「系統癱瘓3天」、「重要客戶資料外洩」,換算成營收、毛利與品牌損失,讓管理階層感受到數字金額。

 

(3.) 對製程設備與供應鏈做「勒索攻擊」情境演練:不只保護總公司IT,而是保護整條價值鏈的關鍵節點。

 

AI導入越深,若沒有治理架構,風險也隨之放大:模型誤判、資料外洩、員工過度依賴、自動化決策失控,這些都將成為2026年的新型營運風險。

 

2026年,台灣企業風險管理必須完成的轉型

 

風險管理不該再停留在書面的制度規章裡,而應走向更成熟的階段,必須落實以下方向:

 

1. 將地緣經濟風險正式納入企業級情境規劃,重新設計「地緣經濟+關稅+供應鏈武器化」;透過壓力測試,企業才會真正看見地緣政治的風險。

 

2. 將持續營運計畫從文件轉為多次的演練,並據此調整保險與投資決策。

 

3. 將資安範圍從IT擴展至OT(Operation technology,營運情境測試)、供應鏈與AI使用治理。

 

4. 用工程思維強化天災韌性,而非僅依賴保險轉嫁。

 

5. 將法規與永續要求視為營運風險,由財務、風控與高層共同管理。

 

風險管理,正成為企業競爭力的新分水嶺

2026年的企業競爭,已不再只是成本、技術與市場的競爭。真正拉開差距的,是哪一家企業能夠:在衝擊發生時撐得住、在環境改變時調得快,在不確定中依然保持客戶信任。

風險管理,正在從「防禦工具」轉變為「競爭能力」。未來能持續站在國際供應鏈核心的台灣企業,不一定是規模最大的,而是最具韌性、最有系統、最能快速因應複合風險的企業。

【每月更新】中國、歐洲碳價趨勢與各國行情

碳價(carbon price)指的是為二氧化碳排放量設定一個價格,像是碳稅價格、碳費價格、碳配額價格等,代表碳排成本,各國政府會針對企業進行收費。碳價受國際政策、市場等因素影響波動,每月定期更新歐盟和中國的碳價走勢,助您快速掌握國際碳價動態。

歐盟最新碳價趨勢(2026/1/30更新)

2026年1月,歐盟排放配額(EUA)平均價格為每噸87.33歐元,較前一月上升4.1%。綜觀1月份,月初價格延續前月上升趨勢,攀升至月中高點91.94歐元,隨後回撤至本月低點82.31元,而後小幅反彈,截至23日為止收在86.79歐元。

本月需求端表現強勁,主要源自於政策面3大利多因素: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正式實施、海運業排放量全面付費、EU ETS市場縮減2,700萬個配額,進而對投資者產生利多預期,以及推升配額剛性需求。此外,在能源方面,碳價雖於20日跌至低點,不過月底荷蘭TTF天然氣期貨價格大漲,為碳價提供基本面支撐,帶動碳價回升。整體而言,市場支撐力道依然穩健,且歐洲尚未脫離冬季,若未來氣溫下降帶動煤氣發電量,EUA有望突破95歐元關卡。

中國最新碳價趨勢(2026/1/30更新)

2026年1月,中國碳排放配額(CEA)平均價格為每噸人民幣77.25元,較前一月上升25.23%。綜觀1月份,碳價由月初的74.63元攀升至月底的81元,儘管14日及20日跌至72元區間,整體上行走勢依然明確。

本月買氣增強主要受政策面影響,自2025年12月底配額繳清後,本月流動性顯著回落,多日成交量縮減至100萬噸以下,導致盤面對大宗交易極度敏感,加劇了價格波動。然市場支撐力道穩健,除買方受CBAM正式實施帶動的看漲心理影響外,亦因進入「十五五」規劃首月,市場對未來總量管制緊縮的預期已提前反映於定價。展望未來,市場仍受供需與政策信號而定,碳價暫以81元區間震盪為主。

表後儲能商業模式組合一次看懂

過去儲能被視為是備援設備,回收期偏長,但隨著電價調整與能源轉型加速發展,能夠快速反應的儲能兼具多重效益。為加強需求面管理,表後儲能衍生多元的商業模式組合。本文分享產業實務觀察。

自從2021台電開放輔助服務市場後,預計2025年表前併網型儲能需求量達1,500MW(電網端1,000MW、發電端500MW),民間資金快速湧入,帶動儲能建置狂飆,短短兩年多,功率型儲能(dReg)容量費在2024年2月率先歸零;能量型儲能(E-dReg)也在2025年10月歸零。目前電網端儲能累積已達1,773MW,遠超原規劃的 1,000MW(超出77%以上)。

相較之下,發電端儲能的光儲合一雖然目前僅約198MW,尚未超過500MW,但由於分配容量需經能源署審核,整體進展較慢。總之,表前儲能長期需求還在,但目前短空長多,所以市場轉向尋找新動能,而接棒的就是與工商業用電負載息息相關的——表後儲能。

推力與拉力:為什麼市場開始轉向表後?

除了表前市場供給飽和形成的「推力」,也有多項「拉力」正把產業往表後拉:

  1. 政府補助:2026年上路的表後儲能補助計劃,4年50億,使用國產電芯最高每MWh(千度)可申請補助500萬元。
  2. 義務市場:建置表後儲能及配合台電調度都能滿足義務,像是
    • 用電大戶義務(契約容量5000kW以上)可用儲能達成10%義務。
    • 能源用戶義務(契約容量800kW以上)也能透過參與需量反應與交易平台方案達成節能目標。
  3. 節費:從2024年開始,當年電價調了兩次,高壓三段式時間電價平均上漲約34%,尖離峰價差也同步擴大,讓儲能的尖離峰套利空間變得更大。
  4. 可參與多種方案:表前併網型儲能參與的輔助服務,表後儲能也可以透過需量反應參與,而原本需量反應可以參加的負載管理措施也可以同時參加,不只節費,還能賺取價金,產生現金流,讓整體效益更上一層樓。

聽起來表後儲能好處多多:能拿補助、滿足義務、節費、又能賺價金,加上原本備援等基本功能,乍聽之下像是「風險低、高報酬」的資產。但過去投入者不多,原因也很現實,主要是儲能是重資本的投資,但回收期偏長——5到6年已經算不錯了;再加上表後情境複雜度遠高於表前,從商業模式、能源管理整合控制、最佳化演算法到跟業主溝通,都比表前難上許多,但經過市場近幾年的磨練,現在的確只欠東風。

而即便現在有政策紅利,大家多少還是會怕:表後會不會走向表前那條「前期兩年回本、後期兩年歸零」的老路?

用電需求增加,需求端長期價值顯現

其實步上表前後塵的機率不高,只要能源政策不變及用電需求持續增加,需求端的可控用電負載,才會是電網供需平衡的關鍵。根據最新的113全國供需報告[1],民國114年至123年的電力需求平均年成長率是1.7%,而夜尖峰平均年成長2.1%,所以對齊2030年的能源轉型目標,再生能源占比將會從11.7%到目標的30%,而用電需求約比現在多了14.4%,這將會對電網帶來什麼影響?

越多太陽能,白天發電越多 → 淨負載下降更深。

越多太陽能,傍晚發電減少越多 → 淨負載上升更快

圖1、用電需求及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對用電負載的影響,以2024年6月底用電為基準,模擬2030年可能變化。(POXA產製)

圖1、用電需求及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對用電負載的影響,以2024年6月底用電為基準,模擬2030年可能變化。(POXA產製)

而用電需求的增加同時會拉高淨負載的高峰,所以夜尖峰的差異,會逐年擴大。淨負載的坡度越來越陡,高峰越來越高,會對電網造成很大的負擔,但持續增加快速反應的發電機組,並非長久之道;台灣開發新電源的難度大家也很清楚。因此,要讓淨負載曲線變得「不這麼陡、不這麼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讓供給端(發電端)與需求端(用電端)一起參與削峰填谷。

供給端就是透過併網型的儲能,先把白天的發電存下來,晚上再放出來用;而需求端就是白天多用電,晚上減少(抑低)用電,同樣能削峰填谷。

從「需求端出發」通常是CP值最高的做法,而台電已有不少需求端管理的措施:

1. 時間電價方案

時間電價是影響負載的長期政策工具,可以看到下方的歷年高壓三段式的電價變化,可以明顯看出台電透過「時段」與「價差」塑造用戶行為的變化。

圖2、高壓三段式近年電價走勢(POXA INFO )

除了短短兩年價差漲了84%,電價尖峰時段也從過去的白天轉移到「夜尖峰」,透過價格去驅使用戶白天增加用電,晚上減少用電。另外,為了提高改變用電行為的誘因,去年也新推出「批次生產電價」,高壓夏月價差可達9.29元/度。

2. 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2]

為了進一步削峰填谷,台電也推出多項需量反應方案,只要配合抑低用電,就能進一步獲得電費減免。不同方案在適用對象、調度方式與補貼上各有差異,像夏月工作日的「日選時段型」就是在下午4–10時主動抑低用電。

表3、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清單(POXA INFO)

3. 輔助服務

除了時間電價與需量反應之外,緊急供需波動可透過輔助服務處理。只要用電端能配合緊急調度,就能取得價金。例如 sReg(10 秒內反應)、即時備轉(10 分鐘內反應、執行 1 小時)、補充備轉(30 分鐘內反應、執行 2 小時)等。合格交易者透過日前投標得標後隔日執行,可獲得「容量費」及「效能費」,執行即時與補充還會依抑低電量給「電能費」。

以即時備轉為例,今年 9–10 月平均容量費約210元/MWh,若能在1分鐘內反應,還可額外獲得效能費100元/MWh。在此期間共被調度14次,平均電能費超過5100元/MWh,多數落在下午時段,如下圖所示。

圖4、2025年9、10月的即時備轉觸發時間及電能費價格(POXA產製)

圖4、2025年9、10月的即時備轉觸發時間及電能費價格(POXA產製)

那這3類收益模式要如何選擇?事實上,這3種收益是可以疊加的,更明確地說,某些組合是可以疊加的,如下圖:

圖5、高壓3段式時間電價用戶的夏月3種服務的策略組合(POXA產製)

  1. 平日(週一到週五):負載管理措施的日選時段型,抑低時段剛好就是三段式時間電價的電價尖峰,所以離峰充電,尖峰放電就可以一魚兩吃,每度放電的效益就有電價差6.86元/度 + 抑低用電的電費扣減 2.47元/度;而電池充飽的其他時段就可以參與輔助服務的即時備轉,如果觸發後,橫跨到電價尖峰時段,就有三重效益,再加 5元/度的電能費,效益就能超過10元/度。
  2. 週末(週六/週日/離峰日):雖然沒有平日的電價差跟日選時段型可參加,但是依舊可以投標「輔助服務」,讓儲能全年無休替你賺錢。

除了以上3種服務策略組合外,像是透過儲能搭配契約容量調整,降低基本電費,也能避免超約、或是簽訂雙邊契約替再生能源發售電業滿足備用供電義務、降低用電端自發自用或是轉供綠電的餘電問題、再加上未來可能推出向上需量反應(緊急增加用電)或是逐時電價RTP(每小時電價都不同)。

台電會持續加大需求面管理,而能滿足所有要求的,非能快速反應的儲能莫屬,當然,前提是用電端要有足夠的用電負載,可以調度的用電量,搭配表後儲能,就可升級價值更高的可控負載。

大家應該也可以感受到,相較於表前市場單一收益來源,表後儲能的收益模式更像 ETF:來源多元、風險分散,就算未來即時備轉的價金歸零,也能快速切換到其他方案,不用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更不用說未來AI用電需求跟能源轉型政策下,一定會有更多適合表後儲能參與的方案,提高削峰填谷的誘因。

表後儲能收益多元,服務互斥風險需留意

時間電價差+日選時段+即時備轉+避免超約都能同時做到,節費效益相當明顯,有時每度電能做到超過15 元的效益,業主也都很滿意,甚至想擴大投資。

但表後也有一些風險需要注意:

  1. 非所有用電戶都能參加:價差最高的批次生產時間電價並非所有用電戶都能參加,僅限生產性質用電場所,且須屬於農、林、漁、畜牧、礦業或製造、加工、修理業務之固定場所才具資格,可能投前試算得很開心,後來發現空歡喜一場。
  2. 契約容量與收益平衡:搭配儲能調降契約容量雖能節省基本電費,但負載管理措施與即時備轉的「抑低量/投標量」通常以契約容量為上限,也就是一邊降契約省錢、一邊可抑低/投標量跟著變少,導致收益減少,如何取得平衡十分關鍵。
  3. 多方案的排程風險:疊加多種方案時需注意充放電排程,一不小心就可能顧此失彼,該放電卻無電可放,尤其即時備轉具罰則,最高可放大至240倍,不可不慎。

目前表後收益的主要來源仍是電價套利,搭配用電大戶義務的義務時數型通常效益最佳,但其他組合也不錯。這意味著就算未來某些方案不如預期,也能切換到其他方案,趨吉避凶。

表後儲能的價值正在被重新定義,它不只是備援設備,而是能長期創造收益的能源資產,需要精準的分析、策略化的調度以及與電力市場共同演進的成長性。

對企業而言,表後儲能的大腦:能源管理系統(EMS)也不再僅僅是「把案場顧好就好」的工具,而是能持續追蹤市場變化、動態調整策略、並在複雜的多重收益結構中找到最佳解的智慧夥伴。短期,表後儲能能靠多重效益起步,長期,企業將靠可控負載立於不敗之地,而智慧EMS都會是重要的夥伴。

屋頂光電成綠電主力!內政部擴大建築發電

屋頂光電無須額外土地,在地面型光電開發受阻的情況下,成為台灣推動光電的重要主力。根據經濟部資料,截至2025年底,國內太陽光電累積裝置容量約15.47GW,其中屋頂型光電達 9.9GW,占比超過一半。
為進一步擴大建築的光電潛力,內政部除透過法規要求增設屋頂光電,也鼓勵設置立面型太陽光電,未來研議將所發電力優先供應公共設施或家戶使用,並評估「光電換碳權」等獎勵誘因。

 

目前內政部已修正屋頂光電規定,未來新建、增建、改建面積達1000平方公尺的私有建築屋頂,都必須強制增設屋頂光電,估計每年可增加660MW(千瓩)容量,相當於20萬戶家庭用電,預計2026年8月底正式上路。

除了強制性規定,「老宅延壽」計畫也鼓勵增設屋頂型或立面型太陽光電,協助老舊建築提升建築安全,產生的電力除可躉售增加收入外,未來研議優先提供給公共設施或家戶使用,節省電費並提升能源韌性。

經濟部也針對屋頂面積1000平方公尺以下的建築,鼓勵汰舊換新並規劃提高自發自用補助設備經費,新設太陽光電設備每kW可補助3千元,希望帶動屋頂光電普及化。

 

屋頂光電2025年設置容量達9.9GW,占整體太陽光電發電量超過一半。圖片來源:擷取自經濟部簡報

立面型光電不只發電,還可幫室內降溫、換碳權

除了屋頂光電外,太陽能板也可融入建築外牆設計,也就是建築整合型太陽能(BIPV),其中立面型光電是重要應用之一。

建築物向陽立面若設置太陽能光電板,除具備發電效益外,也能減少陽光直射室內、降低室內溫度;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更進一步透過彩繪型立面光電設計,降低折射對環境與景觀的影響。

至於立面型光電的發電潛力與適用場域,目前仍在盤點階段,除公部門建築外,也將與教育部討論,評估公立大學等場域的導入可行性。今年預計先與環境部合作,在環境部建築外觀設置立面型光電。

目前正在研議立面型光電鼓勵措施,包括與環境部討論考慮給予一定的碳權(自願減量額度),並與金管會研議針對設置立面型光電的企業,給予ESG方面獎勵;同時也將與經濟部研議能源補助等。

針對光電如何換碳權?環境部表示,可以透過電力排碳係數計算出,由傳統用電轉為太陽光電後的減碳量。目前國內已有相關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方法學可供參考,業者可依此申請自願減量專案,取得碳權(減量額度)。從減碳意義來看,綠電憑證在某種程度上具備類似「碳權」的概念。

 

 

第6次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總統府召開第6次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聚焦在減碳顧企業、淨零救地球。整理此次會議5大重點,帶讀者一次瞭解2026年的氣候調適、再生能源、減碳策略。

1. 成立氣候調適韌性中心

氣候調適是長期性行動,未來政府將推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戰略,啟動新一期「2027-2030國家調適行動計畫」,也規劃籌設行政法人「氣候調適韌性中心」,中央地方整合在一起推動高溫、嚴寒調適行動。

國科會與環境部將推動成立氣候調適韌性中心,預計最快2027年初啟動,工作包括資料整合、行動方案制定、中央地方協作,且不會額外編列預算,初期預算由首年碳費支應

有別於立即性的減碳行動,調適行動漫長,然而全球氣候持續變化中,高溫、嚴寒反覆的極端氣候對民眾更是風險危機,因此國科會與環境部經過多次跨部會協商後,決定攜手成立調適韌性中心。

2. 地方政府也應盡力減碳

除了擴大氣候調適作為,也期望地方政府落實減碳,彭啓明提到,2025年行政院已經核定通過國家自定貢獻(NDC 3.0),目前仍在彙整預計達到的成效,近期就會公布,公布後地方政府也應配合減碳。

針對實際執行面,預計3月邀集地方政府一起訂定減碳措施,「很多地方政府宣稱減碳,但不希望這只是煙火般的宣示,必須要有實質成效。地方減碳不能只靠經濟部的台電來減,要有更多實際作為」,地方政府須訂定減碳工作指引,編列相對應預算,目前有9個地方政府都有減碳自治條例,希望訂了就要真正做到。

3. 啟動浮動式風機示範計畫

台灣的再生能源在逆風中仍有些許成長,2025年再生能源裝置量已來到23.7GW(百萬瓩),2025年新增2.6GW,儲能裝置量則來到1.8GW,深度節能節電量108.95億度電,節電率達成106%。經濟部常務次長賴建信表示,其中離岸風電裝置量2025年增1.41GW來到4.4GW,太陽能年增1.19GW達15.47GW。

2026年的再生能源推動也將有新規與作為。2026年新制度有4面向,包括體制優化、法規調適、財務金融支持跟多元綠能新制推動。

太陽能將與內政部推動老舊建築節能、與農業部優化漁電共生跟農電共生,大型新建築強制設置預計光電8月上路。在離岸風電部分,除了持續盤點離岸風電設址範圍,推進區塊開發3-3,今年將啟動浮動離岸風電示範計畫,納入多元複合機制,預估達180~540MW(千瓩)

4. 大型建物設光電板預計8月上路

2025年12月內政部與經濟部發布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備標準,其中要求新建築面積達1,000平方公尺、增建或改建屋頂增加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需設置太陽能板。

經濟部已建議行政院8月上旬實施,光電應提供建築公共空間使用。以近3年全台平均總建築面積,每年可帶來66萬kW設置容量。

內政部減碳旗艦行動計畫包括近零碳建築跟深度節能,2030年減碳目標37.331百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在老宅延壽計畫中,期望2027年底前推動1,000棟30年以上4~6層集合住宅與6樓以下透天修繕,有助省下建築重建的60~70%碳排。

5. 交通部擴大SAF,農業部提前2040年淨零

住宅、交通運輸減碳都與民生息息相關,現階段政府為公共運輸先行,如今電動大客車普及率已達42.6%,目標2026年增加到50%,6,200輛電動公車。交通部表示,目前也已經核定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示範運行計畫,將在高雄市、台南市先期推動2條示範路線。

未來除了持續擴大電動車充電樁與研擬增加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補助,加速推動商用車電動化,將透過SAF(永續航空燃料)工作平台促進中油、台塑國內油商增產,目標2026年增46%達8,000噸。

交通部也將在2026年到2029年間投入3.8億元開發新興SAF技術,由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研發狼尾草、微藻或黑水虻非糧作物及生物質產甲烷生醇類轉SAF技術,並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研擬標準及驗證規範建立並建置實驗室。

農業部門碳排約650萬噸,雖然占全台2.33%,工業部門減碳到臨界點時,就會需要碳匯支援達成淨零,因此農業部目標提前2040年達淨零目標。目前減碳量已達71.6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增匯則達97.8萬噸二氧化碳當量,達2030年預計目標71.4%。

公海條約正式生效!

全球第一個具法律拘束力、專為公海保育而立的聯合國《公海條約》正式生效。公海約佔全球海洋面積的三分之二,不受任何國家管轄,目前僅有約1%的國際水域受到保護,該條約首次為在公海設立海洋保護區提供了框架,寫下海洋保育的歷史性里程碑,本文整理6項條約重點一窺海洋保育的未來。

條約生效有哪些改變?

一、召開第一屆公海條約締約方大會(COP)

締約國須合力推動海洋科學與技術,並協助開發中國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規定,條約生效一年內須召開締約方大會,以討論預算與委員會等運作細節。預計今年就會召開第一屆大會(COP1)

二、成立海洋保護區(MPAs)

雖然秘書處等機構尚未成立,但籌畫成立公海保護區的行動已經開始,呼聲最高的幾個地點包括夏威夷的皇帝海峰(Emperor Seamounts)、大西洋的馬尾藻海(Sargasso Sea),以及南美的納茲卡及薩拉戈麥斯海嶺區域(Salas y Gomez and Nazca Ridges)。

不過,負責審查提案的科學機構尚未成立,預估最快要等到第二屆大會(COP2)才能成立海洋保護區。

三、環境影響評估與生物利益共享

未來,海洋開發或行動若可能危害海洋生物,須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若將海洋生物遺傳資源用於新藥研發、化妝品、生化技術等商業用途時,也須與其它國家共享成果。

 

研究單位收回已完成阿拉斯加海洋研究的ROV。圖片來源:NOAA Office of Ocean Exploration(CC BY 2.0)

 

四、與現有管理法規的合作與共存

根據《紐約時報》,漁業等行業不會立即受到新法的影響,但若成立新的海洋保護區,區內可能會限制捕魚與其它活動。

世界資源研究所(WRI)解釋,《公海條約》不會取代既有的國際法律工具、制度架構與組織運作。以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RFMOs)為例,各組織仍負責管轄區內的捕撈配額與漁業規範,《公海條約》不會直接介入,但會以形塑公海漁業的方式來發揮影響力,例如設定新的環境標準,或是推動以生態為主、更全面的海洋資源管理。

五、執行力仍待考驗

綠色和平海洋行動表示,公海的海洋保護區能否發揮實質的管制與保育成效,端看各國政府的決心。大型漁業公司不會因《公海條約》成立就自我約束,仍須政府來執行條約的規範。

公海聯盟(High Seas Alliance)指出,如何在廣大的公海保護區內進行監測與執法仍未定案。未來是否靠衛星加強監控、或是透過國際聯合巡查等,都仍待討論。

六、非締約國的影響力

去年的聯合國海洋會議(UNOC3),主辦國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疾呼「深海非賣品、格陵蘭非賣品、南極洲非賣品」。如今《公海條約》生效,美國卻在審查一樁深海海底勘探貴重礦物的申請案,格陵蘭爭議也再度白熱化。

美國在前任拜登(Joe Biden)政府時代就簽署《公海條約》,但現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並未完成批准程序。因此,美國仍能以觀察員身分參與討論,並無投票權。《美聯社》指出,依國際法慣例,簽署國即使未批准,也應遵循條約的基本目標。

中國、法國、日本、西班牙、巴西等國均已批准《公海條約》,英國雖尚未批准,但已進入上議院的三讀程序。

 

台廠應對歐盟CBAM攻略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於2026年正式實施,日前也公布標竿值、預設值與CBAM憑證價值計算等。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TCAN)分析,企業若要將CBAM的成本轉為淨收益,台灣碳費價格的提升及現行優惠措施的退場應成為下階段碳費政策規劃的重點。

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是歐盟為防止碳洩漏的關鍵氣候政策工具。一方面,歐盟期望透過CBAM逐步取代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中長期備受爭議的免費配額;另一方面,CBAM有助於避免企業外移到缺乏碳定價或氣候政策較為寬鬆的其他國家,同時防止歐盟產品遭到碳密集型進口商品取代,以確保歐盟的氣候雄心不會因此而被削弱。因此,CBAM要求進口至歐盟的高排放產品,須承擔與歐盟境內生產者在EU ETS下所面臨之相當碳成本。

在2023年至2025年的過渡期結束後,CBAM於2026年1月1日正式實施,納管產品的進口商則需自2027年起繳交CBAM憑證。歐盟在2025年12月公布多項相關的執行法案、授權法案及草案,內容涵蓋標竿值(benchmark values)與預設值(default values)、隱含排放計算、查驗與認證、CBAM憑證價格計算以及暫時性脫碳基金等。此外,歐盟也提出自2028年起欲將CBAM適用範圍擴大至部分下游產品,並加強對規避履行CBAM義務行為的管理。然而,備受關注的第三國已支付碳價抵減機制,並未納入此次公告的提案之中。

而在正式上路的第一週,歐盟表示已有超過1萬份含CBAM貨品的進口海關申報(Import Customs Declarations)透過整合式海關系統,以自動且即時方式完成驗證,進口貨品量超過165萬噸,其中以鋼鐵為大宗。而進口貨品主要來源國則包括土耳其、中國、印度、加拿大、台灣、越南等。

但目前第一週的申報進展,僅能證明此複雜碳管制政策仍可確切落地,但其實質管制效力,是否可所預期的2030全球減量達到3,800萬噸的成效,則仍需依據其在預設值以及碳價抵減機制設計而定。

CBAM 制度新設計:預設值逐漸加成鼓勵採用實際值、擴大下游涵蓋範圍

圖1、CBAM憑證要求計算邏輯(來源:環境部氣候署)

如圖1所述,CBAM憑證多寡有兩大決定要素:1. 出口國產品碳含量與標竿值的差異。2. 已付費碳含量與歐盟碳排放交易價格的差異,而歐盟在2025年12月17日,依據不同國家和歐盟進口稅號(CN Code)公布預設值與標竿值,便可從中觀察第一個要素的變化。在CBAM制度設計中,若企業無法提供可驗證的自廠數據,便須採用預設值計算,此將導致數值恐高於實際排放值。且預設值的使用另設有逐年提高的加成機制,2026為10%,2027年為20%,2028年則提高至30%(僅肥料業為例外),藉此迫使供應鏈提供經查驗的實際排放資料。

此外,若無法確認貨物的原產國預設值,則將以排放強度最高之前十個出口國平均值作為計算基礎。且分析目前提出的預設值設計,在鋼鐵產品上,預設值多達到標竿值的2倍、鋁可達到4倍、水泥則會達到1.6倍,更顯現出若無法提供實廠數據,又或其製程本身便較為老舊,能源效率遠劣於標竿值時,都將大幅增加企業CBAM負擔。

而在價格計算上,由自2026年起,CBAM進入正式課徵階段,產品每噸碳含量都需要於2027年繳交一張CBAM憑證,其價格與EU ETS配額價格直接掛鉤。2026年以當季EU ETS的平均價格計算。自2027年開始,將改採EU ETS的「每週平均價」決定下週的CBAM憑證價格。此外,憑證購買只能由進口商向主管機關購買,無法在企業之間進行交易。

自2028年開始,歐盟預計將引入多項新措施,包括擴大CBAM的適用範圍,減緩鋼鐵和鋁價值鏈下游產品所面臨的碳洩漏風險,是否擴及其他部門仍有待討論。目前CBAM約涵蓋750個CN Code,新草案預計將新增約180個CN Code,除鋼鐵與鋁製品外,亦納入部分家用產品。根據歐盟估算,此舉將新增3,800至3,900家中小企業需承擔CBAM義務。

此外,歐盟規劃將25%的CBAM憑證收入用於暫時性脫碳基金(Temporary Decarbonisation Fund, TCF),以去碳化投資為條件,幫助歐盟能源密集型產業減輕負擔。然而,此基金亦引發爭議,碳市場觀察(Carbon Market Watch)(2025b)指出,此舉實質上等同於補貼歐盟境內的高污染產品生產者,而這些生產者已經擁有各式各樣的補助,如EU ETS免費配額、間接成本補償、創新基金補助等,不應再增添此項資助。

面對CBAM的因應之道:如期調升碳費

台灣未採取任何策略性調整,預估台灣的CBAM費用約為4.13億歐元(約新台幣152.81億元),在扣除掉歐盟市場價格上漲所帶來的預期收入後,仍須承擔約1.1億歐元(約新台幣40.7億元)的淨CBAM成本。

然而,若台灣導入碳定價制度,並將碳價設定在歐盟配額(EUA)價格(以80歐元計算)的25%,約新台幣740元,則可有效減少CBAM費用至3.1億歐元(約新台幣114.7億元),扣除預期收入之後,淨CBAM成本約為700萬歐元(約新台幣2.59億元)。若碳價進一步提高至EUA價格的50%,約新台幣1,480元,CBAM費用將降至2.07億歐元(約新台幣75.59億元),且承擔的淨成本將轉為淨收益,可為台灣帶來9,600萬歐元(約新台幣35.52億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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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Sandberg CBAM模擬器估算台灣在不同情境下的CBAM費用。(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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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Sandberg CBAM模擬器估算台灣在不同情境下的淨CBAM成本。

換言之,具雄心的碳價政策不僅有助於台灣得以避免約4億歐元的CBAM成本外流,亦可使碳價收入留存於國內,用以支撐台灣產業轉型。然而,台灣現行碳費費率過低,再加上種種優惠措施,導致多數企業要繳交之碳費僅落於100元,甚至是20元銅板價,並不足以將淨CBAM成本轉為淨收益,因此,台灣碳費價格的提升以及現行優惠措施的退場應成為下一階段碳費政策規劃的重點。

除此之外,Sandbag也針對產業層面之產品單位成本進行分析。以扁鋼(flat steel)為例,若在維持現狀情境下,台灣出口商約需承擔每噸146歐元(約新台幣5,402元)的成本,但若可以轉向更潔淨的電弧爐(EAF)生產並增加廢鋼使用比例,據估算,可將成本降至每噸88歐元(約新台幣3,256元),再加上歐盟市場預期價格上漲至每噸106歐元(約新台幣3,922元),台灣出口商反可獲得每噸約18歐元(約新台幣666元)的利潤。

在鋁業亦然,維持現狀情境下,台灣出口商恐面臨每噸30歐元(約新台幣1,110元)的損失,但若提高以廢鋁為原料的再生產比例,可獲得每噸約101歐元(約新台幣3,737元)的利潤,顯示鋁產業在CBAM下若可以採取低碳製程,將具有極高的競爭潛力。

此外Sandbag亦分析擴大下游產品[1]對台灣整體影響,分析結果顯示,此次擴大下游產品,僅使台灣需承擔的CBAM費用增加約0.02億歐元,影響有限。

除對台灣的影響之外,Sandbag的模擬器亦顯示,中國、日本和韓國皆需承擔高額的CBAM費用(Carbon Market Watch, 2025a),並因此加速建立或強化碳定價機制。中國碳排放交易系統計畫以絕對排放上限取代基於碳排放強度的系統,若能順利將實質碳價提升至每噸20歐元,CBAM費用可望將從10億歐元降至7.6億歐元。

日本方面,原先的自願性碳排放交易體系(GX-ETS)也欲轉型為強制性市場,然而,在12月中公布的中期整理卻備受批評,Renewable Energy Institute(REI)(2025)指出,GX-ETS的碳價區間定在1,700日圓至4,300日圓,雖每年提升,但此數字與國際趨勢之間仍有巨大落差,遭質疑在CBAM框架下,難以被視為是具有效性的碳定價制度。WWF日本同樣也針對此價格區間批評,認為若在2030年日本碳價僅有5,000日圓(約新台幣997元)將抑制中長期的投資意願,且指出此價格不足以因應他國的碳邊境調整措施,應該重新展開討論。

台灣在討論碳定價制度時,經常以亞洲鄰國制度作為借鏡,其中在討論ETS設計時,日本經常被視為重要參考對象,然而日本各方針對GX-ETS的討論及質疑,也應納入下一階段台灣碳定價政策規劃的討論,避免損及碳定價政策的有效性。

善用政策工具才能提升競爭力

若細部分析歐盟此次針對各國與各項產品所訂定標竿值及預設值,可發現台灣受到CBAM課徵範圍的主要產品中,螺絲系列約為標竿值的兩倍,但相較競爭國的預設值為低;鋁製品甚至更低於標竿值。但在熱軋製品上標竿值則高於日韓,而冷軋不銹鋼板產品預設值更是遠高於亞鄰,更達到標竿值的6.8倍,這些預設值的差異,一方面可引導台灣針對廠商申報輔導時,篩選出優先應建立自廠係數的對象,另一方面,亦應思考如何讓產品碳含量可提升至標竿值水準,方可降低企業的CBAM憑證購置量。

表1. 受CBAM管制的主要出口產品之預設值與標竿值比對

然而目前台灣各類法規中,直接針對工業產品碳含量標準訂定者,僅有「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第二版」。但由於訂定時,其採用較為寬鬆的標準,如電弧爐高金鋼、碳鋼的技術篩選標準比歐盟基於標竿值的邏輯高出30%以上,鐵水也高出10%,此舉將無助於削減下游產品碳含量,使其可向歐盟標竿值對齊。

應對CBAM,台灣應追求的不僅只是合規而已,而是如何將制度衝擊轉化為競爭優勢。若欲有效降低CBAM衝擊,甚至從CBAM中獲益,並因應未來更多國家導入碳邊境調整機制,如美國近日也重啟對於清潔競爭法案(CCA)的討論,計畫向碳排放超過標竿值的產品徵收費用,台灣需採取更積極的因應策略,除逐步提升碳定價水準之外,如何驅動台灣企業採用低碳製程也至關重要。因此需積極善用《氣候變遷因應法》第23條所授權的效能標準工具,該條文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若可建立及推動產品的效能標準,以加大產業減碳力度,方可根本性提升產業面對全球碳關稅時的競爭優勢。

企業人權盡職調查將上路!

台灣自行車製造商巨大(Giant)2025年9月底被美國政府指控強迫勞動,發布暫扣令,禁止巨大台灣廠產品入美,震撼台灣政府及業界,凸顯人權議題已不再只是攸關企業聲譽風險,更可能直接影響出口與訂單。

經濟部將推動「企業人權盡職調查」,規劃首波適用年營業額500億元以上的上市櫃製造業,強制將企業人權揭露於永續報告書,指標型企業包括鴻海、台積電等80家企業。 隨著人權盡職調查(HRDD)納入法規與供應鏈要求,人權已成為企業能否進入國際市場的關鍵門檻。本文解析 HRDD 的核心精神、台灣製造業的風險痛點與轉型關鍵。

 

經濟部將推動的「台灣企業供應鏈尊重人權方案」草案,規劃要求年營業額達新臺幣500億元以上的上市櫃製造業,須就自身業務及供應鏈中的直接供應商與商業夥伴,實施人權盡職調查,該制度預計自2026年實施,並自2027年起納入永續報告書揭露義務。

其制度架構主要是參考歐盟「企業永續盡職調查義務指令」(CSDDD),該指令預計在 2028 年 7 月實施。台灣的「企業人權盡職調查」如依規劃於2026年實施,將早於歐盟的CSDDD,經濟部表示主要是讓國內企業能提前因應國際趨勢與供應鏈要求。

當國際客戶開始要求檢視移工仲介契約,甚至追查第二、三層供應商的勞動條件,意味著「合規」的標準,已從本國法規,擴張至國際人權規範。

即使產品品質世界一流、在國內被視為模範企業,只要供應鏈任一環節被認定涉及「強迫勞動」,產品仍可能被拒於歐美市場之外。這類具「長臂管轄」特性的制裁,使人權風險不再只是聲譽問題,而是直接轉化為營收中斷與市場退出。

過去的貿易壁壘是關稅,如今則是 ESG,而其中最具挑戰性的正是「社會(Social)」面向的人權議題。隨著 2026 年台灣新制上路,政府正引導企業接軌國際規範,將人權盡職調查(HRDD)納入強制揭露範圍。

這代表企業必須從被動應付稽核,轉向主動管理人權風險,否則將在未來的全球供應鏈競爭中逐步被邊緣化。

HRDD:企業必須通過的人權體檢

 

「人權盡職調查(HRDD)」聽來拗口,但若用白話說,它其實是一場企業對自身及合作夥伴進行的「人權體檢」。

不同於傳統只檢查是否違反勞安或工時規定,HRDD 更關注的是持續性的預防與修復,要求企業不只是聲稱「沒有問題」,而是主動找出潛藏風險:員工如何被招募?是否背負高額仲介費?遇到問題時,是否有安全的申訴管道?

HRDD 的核心運作可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由董事會背書的政策承諾,將人權納入企業經營原則;其次是風險盤點與查核,系統性辨識高風險據點與供應商;最後則是補救機制,當問題發生時,重點不在於切割責任,而在於如何修復傷害、補償受害者,這也是 HRDD 最關鍵的精神所在。

不少企業主誤以為 HRDD 等同於公益捐款,這其實是一大誤解。HRDD 檢視的是企業營運過程本身所造成的影響,而非營運之外的善行。即使企業年年捐款,若供應鏈中仍存在沒收護照或非法超時工作的情況,在 HRDD 框架下依然不合格。

換句話說,HRDD 要求的是企業「先不傷人,再談助人」,確保利潤來源乾淨、不建立在他人的權益犧牲之上。

 

為何 2026 年成為關鍵門檻?

為什麼時間點落在 2026 年?關鍵在於金管會與經濟部已形成共識,正式將人權盡職調查(HRDD)納入法規的強制揭露項目。

首波鎖定年營收 500 億元以上的製造業,要求這些龍頭企業必須在報告書中清楚說明其人權政策與管理作法。表面上看似只影響大廠,但在供應鏈的「溢出效應」下,這些企業勢必會同步要求中小供應商配合揭露與改善,意味著只要身處其供應鏈中,遲早都必須面對同一套標準。

從國際角度來看,歐盟《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CSDDD)已正式生效,其規範不僅適用於歐盟企業,也涵蓋在歐盟市場有實質業務的非歐盟公司。

對高度依賴歐洲市場的台灣電子、紡織與汽車零組件產業而言,HRDD 已逐漸成為進入市場的必要條件。若無法證明生產流程符合 CSDDD 要求,歐洲買主將因潛在罰款風險(最高可達年營收 5%),而優先轉向合規程度更高的競爭對手。

除了法規與訂單壓力,金融市場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全球投資機構與主權基金在評估企業時,已將人權紀錄視為衡量「經營韌性」的重要指標。頻繁出現勞資爭議或供應鏈人權風險的企業,往往被視為高財務風險標的。

隨著 2026 年新制上路,人權盡職調查的完整性,也將直接影響企業取得永續連結貸款(SLL)的條件與融資成本——人權管理做得愈扎實,資金成本就愈低。

 

經濟部推動企業人權盡職調查(HRDD),首波鎖定年營收500億元以上共80間企業。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台灣製造業的三大「痛點」

台灣製造業目前最突出的「人權地雷」,集中在移工管理。在國際組織(如 ILO)的標準下,移工為取得工作而支付給海外仲介的高額「招募費」,被視為造成「債務束縛」的主要來源。

即便這些費用發生在境外,國際人權規範仍認為雇主有責任確保員工「不用付錢買工作」。然而,台灣多數製造業尚未全面落實「雇主支付原則(EPP)」,使移工招募成本成為國際查核中最常被點名的紅線,也讓企業在合規與成本之間備感壓力。

另一項結構性痛點,來自台灣引以為傲、卻高度碎片化的供應鏈體系。大型母公司往往能做好自家廠區管理,卻難以有效掌握下層的零件加工廠、電鍍廠或包裝廠。這些中小型供應商,可能存在環境污染、安全衛生不足或超時工作的情形。

在 HRDD 架構下,母公司已無法以「不知情」作為免責理由,而必須建立能穿透多層供應鏈的風險辨識與監測機制。

第三個常被忽略的關鍵,是有效申訴管道的缺乏。不少企業雖設有投訴信箱,但語言單一、信任基礎薄弱,移工面臨剝削或不當對待時,往往不敢內部反映,只能轉向社群媒體或 NGO。

當問題經由外部爆發,企業通常已錯失處理時機。HRDD 要求企業建立安全、可匿名、具公信力的多語系申訴機制,這對管理文化相對封閉的製造業而言,不只是制度調整,更是一場深層的組織文化挑戰。

解題關鍵:政府與企業的協作分工

面對這場制度轉變,政府的角色不應止於開罰,更必須建立可行的支援體系。首先,應加速推動「直接聘僱」平台,協助企業跳過剝削風險較高的私人仲介,從源頭降低移工債務束縛問題。

其次,經濟部可針對中小企業提供標準化的人權診斷工具,降低企業自行摸索 HRDD 的成本。更關鍵的是,在與東南亞國家協商勞工合作時,政府應將「零招募費」納入正式對談,為企業創造更乾淨、可預期的用工環境。

對企業而言,第一步則是「誠實面對風險」。HRDD 的核心不在於完美,而在於持續改進。

短期內,企業應優先盤點內部與關鍵供應商的人權風險,特別是高風險工序與移工管理環節;導入第三方稽核機制(如 RBA 認證),可作為快速與國際標準接軌的實務工具。透過透明揭露,向客戶清楚傳達:「問題已被看見,改善正在進行。」

從中長期來看,HRDD 必須內化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這包括逐步落實「雇主支付原則(EPP)」,將招募成本納入企業自身承擔,雖然短期增加支出,卻有助於提升留任率、降低長期人力流動成本。

同時,企業也需建立跨部門的人權管理機制,將採購決策與供應商的人權表現連動。當「價格」不再是唯一指標,而「人權」成為管理條件之一,HRDD 才算真正落地。

人權,就是下一個十年的競爭力

 

雖然 HRDD 在短期內為企業帶來合規壓力與管理成本,但一旦撐過轉型陣痛,回報將相當明確。乾淨、透明且尊重人權的供應鏈,正逐漸成為國際品牌選擇長期合作夥伴的關鍵條件。

未來,買主評估的不只是技術與交期,更在意這家公司是否「安全、可信」。率先完成 HRDD 轉型的台灣企業,將有機會跳脫價格競爭,成為全球永續價值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HRDD 的推動,也是在提醒企業重新看見供應鏈背後的「人」。每一件產品的完成,都仰賴勞工的尊嚴、安全與公平待遇。當企業願意正視並改善這些條件,最終受益的不只是勞工本身,也包括企業的穩定度、生產力與創新能力。一個不被債務與恐懼束縛的勞動力,才能支撐長期競爭力。

2026 年的人權新制是新跑道的起點。面對國際法規與市場要求的加速收緊,觀望已不再是選項。唯有主動將人權管理納入核心競爭力,台灣製造業才能從「性價比優勢」,走向以誠信與尊嚴為基礎的下一階段成長,穩健站上全球市場。

讓運動永續認證成為城市的學習系統

每年秋冬,台灣進入馬拉松季。從Garmin Run、台北馬、渣打馬,到萬金石馬拉松,城市的道路因賽事而湧入跑者,志工與居民也暫時成為同一條賽道上的參與者。這幾年,「永續路跑」成了新標籤,從環保補給站、碳中和證書到綠色活動指標,似乎每場賽事都在強調自己為氣候行動又盡一份心力。但這些「永續認證」,究竟代表什麼?對賽事主辦方、對跑者、對城市,又有什麼意義?

在台灣,路跑賽事的認證主要分為兩大類:競賽品質認證與永續認證。競賽品質認證主要確保賽道丈量的準確性、計時系統的可靠性、以及賽事管理的專業度。目前台灣主流的認證包括:

  • World Athletics標籤認證:國際田徑總會(簡稱:田總)的官方認證分為金標籤、銀標籤、銅標籤等級。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自 2015 年起連續取得認證,從銅標籤一路升級,2023~2025 年取得金標籤,是目前台灣最高等級的國際認證馬拉松賽事。
  • AIMS認證(國際馬拉松暨公路跑協會):主要認證賽道丈量與賽事組織。台北馬拉松、長榮航空城市觀光馬拉松等都取得此認證。台北馬拉松更強調「全台一年數百場馬拉松賽事,只有極少數馬拉松有經過專業丈量」。
  •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認證:針對國內賽事的成績認證,確保選手權利與賽事品質。

這些認證確保了賽事的專業性,但主要聚焦在「競賽面」—距離準不準、成績算不算數、醫療夠不夠完善。

在永續認證方面,台灣的發展相對較晚,但也逐漸起步:

  • 碳足跡盤查:2022 年,台灣棲蘭林道越野賽成為全台首場依環境部標準計算碳足跡的路跑賽事,由德國萊因 TÜV Rheinland 集團進行第三方查證。
  • 碳足跡查核:台北馬拉松是全球首個通過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BSI) 集團碳足跡查核的馬拉松賽事,也在 2020 年獲選為「台灣特色馬拉松」。
  • 環保永續宣示:許多賽事(例如萬金石馬拉松、田中馬拉松、Garmin Run)在官網設有「永續專區」或參與富邦「Run For Green」倡議,宣示減塑、減碳等環保承諾。

然而,僅止於宣示或象徵性的環保措施,並不足以回應這個時代對「淨零」的要求。當各種標語、倡議與宣言遍地開花,我們越來越需要一套能「被驗證」的機制,讓減碳不只是信念,而是可以被量測、被比較、被改善的行動。這就是近年許多人在討論的「碳盤查」。

從製造到活動:碳盤查如何改變賽事治理?

所謂「碳盤查(carbon inventory)」或「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指的是量化一個產品在其生命週期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這個概念源於製造業,用來追蹤企業從原料開採、製造、運輸到使用與廢棄各階段的碳排放,便制定減碳策略。它是一種讓環境影響「可被看見」的工具,也是淨零轉型中最基本的管理單位。

在台灣,多數產業早已熟悉這個程序—廠商透過 ISO 14064、14067 等國際標準,計算每件產品的碳足跡,甚至以「減碳標章」作為競爭優勢。但當這套方法被移植到「運動賽事」時,挑戰就出現了。

製造業的碳盤查著重的是固定生產流程與物料數據,它處理的是一個穩定、可重現的系統;而賽事的碳盤查則面對瞬間的、流動的、由無數行動者共同構成的事件。它既是一種服務,也是一個臨時社會:賽道、交通、補給、醫療、裁判、志工與跑者都同時參與其中。這使得排放來源更分散、變動更大,難以以單一公式計算。

這正是《路跑賽事 CF-PCR》誕生的背景——它試圖為這樣的臨時城市建立一套可追蹤的衡量方式,讓「跑步」也能成為一種有數據依據的氣候行動。

2024 年,環境部正式公布《路跑賽事 CF-PCR》(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是全台第一個針對運動賽事服務訂定的碳足跡計算標準。

該規範由清華大學運動事業與政策中心主任黃煜與中華民國超級馬拉松運動協會理事長郭豐州共同推動,歷時兩年討論完成。不同於商品碳足跡強調生產到回收的五個階段:原料、製造、運輸、使用、廢棄),「運動賽事服務」的碳足跡盤查聚焦三個面向:

  • 原料:賽事器材、補給包裝、紀念品、獎牌等所使用的材料;
  • 服務過程:場佈、醫療、裁判、交通接駁、補給、頒獎、交管與志工服務;
  • 廢棄物處理:回收、再利用與處置。

每場比賽都會設計專屬的完賽獎牌,所使用的材料經常成為永續轉型的著力點。圖片來源/Unsplash

其中最具爭議的部分是「交通碳足跡」。由於跑者來自全台各地、交通方式難以統一,最終決定只計算主辦單位提供的接駁車與交通服務。這個決定凸顯了運動賽事在「範疇界定(boundary setting)」上的現實困境:當氣候行動落地到個別活動時,技術上的量測界線常牽涉治理責任的界線。跑者自行前往賽場的碳排,究竟該不該算?如果算,主辦方有能力管理嗎?這個妥協是務實的,但也意味著我們看不到完整的碳足跡圖像。

這種以數據為中心的永續路徑,優點是能建立可比性與公信力,也能讓主辦單位清楚知道碳排熱點,例如交通或補給品,進而有針對性地減碳。

但碳盤查也存在一個潛在風險:當「減碳」變成單純的量化工程,永續賽事可能淪為一切以數據為行動的「計算式治理」,而忽略了制度學習與社會溝通的價值。

換句話說,碳盤查是治理工具,但不一定帶來文化轉型。如果沒有後續的溝通與制度內化,它容易成為孤立的「一次性報告」,賽事結束,報告繳交,數字歸檔,然後呢?城市學到了什麼?社區留下了什麼?

從這個角度看,碳盤查的真正價值不在於跑出一個漂亮的數字,而在於它為城市開啟了新的學習框架。當主辦單位開始盤點流程、整理資料、理解每個環節的排放來源時,其實也在重新組織自己的治理結構—哪些單位需要合作?哪些資訊必須透明?哪些決策才能減少浪費?這是一種「看見系統」的過程,也是一場關於責任的再分配。